“行政/自治”二重态：法治视野下社区工作站的角色定位

在市域治理中,社区工作站为“去行政化”而设,却在实践中走向了“再行政化”。“去行政化”指向的是社区居委会,其将“行政化”问题转嫁给社区工作站,这影响了社区工作站作用的发挥。这种趋向是法治时代基层治理改革中社区工作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矛盾作用的结果,显现出其法律定位不清、职权配置不足、权利保障不充分等法治问题,引发了关于社区工作站角色定位的争论——其究竟是自治组织还是行政机构？在法治视野下,社区工作站既具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基本条件,又兼具协同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功能,还必须遵守依法用权的基本要求,实质上已经形成了“行政+自治”的复合型样态,即“行政/自治”二重态。“行政/自治”二重态赋予了社区工作站复合型角色,即具有代理行政管理职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该角色在赋予其必要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同时,促使其在“行政”和“自治”间达到动态的平衡、双向互构,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婚姻制度的嬗变历程探索

婚姻从远古时期到现在,虽然是两性之间的结合,但是其中的形式、程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也是随着人类不断地进步、文明程度不断地提高而产生的转变,从最原始的母系社会时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导致了父系血脉的混乱;到了奴隶社会时,人们吸取了原始社会的教训,创造出来了一系列的婚姻制度,用来规范人们的婚姻行为,例如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制定法律规定了同姓不婚,结婚必须履行“六礼”程序,离婚必须要有“七出三不去”之条,如若违反将会受到律法的制裁;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在原有的结婚程序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古代社会当中,即使有了一定的结婚程序,相比于原始社会显得更加文明,但是其对于妇女是并不友好的,在传统的古代婚姻制度当中,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并且在古代正统的婚姻观念通常是不允许女子再嫁的,如果女子再嫁就会受到社会的非议,这些种种都是对女性的荼毒,使得女性完全是男性的附属品,并没有自己的真正自由。直到现代社会,开始了强调男女平等,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家族”与“企业”的博弈与家族企业的演进发展

家族企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企业群落。它有别于非家族企业的特征在于它先天的包含着"家族"和"企业"两重矛盾因素。正是这二者的博弈形成了家族企业的发展动力并表现出丰富的形态与特征。从"家族"和"企业"对立统一的角度来探讨家族企业的演进和发展,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视角和分析框架。     

"去集体化"与"弱组织化"过程中个体安全的寻求

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变迁与日常生活转型的双重过程,"后单位时代"个体面对两个紧迫问题,一是"去集体化"变迁在削弱了"机械式"的政治与社会整合纽带的同时,也导致价值多元化与个体原子化程度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个体安全感的削弱.二是"弱组织化"的生活环境,使得个体安全感的寻求变得愈加艰难.因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工作及职业团体建设与社会共同性价值的塑造成为增进个体安全的组织和规范基础.     

坚持“三不”一体推进 持续纠治医疗卫生领域隐形变异“四风”问题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在不同领域仍不同程度存在,对于医疗卫生领域而言,应从隐形变异“四风”问题主要表现形式入手,分析其危害及主要原因,通过创新监督方式方法、持续扎紧制度的笼子、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发挥“关键少数”带头示范作用等措施,坚持“三不”一体推进,驰而不息纠治医疗卫生领域隐形变异“四风”问题,真正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依附型金融化与中东欧国家的去金融化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金融化进程使中东欧国家陷入依附型金融化困境.由于国内转型战略与加入欧盟的相互影响,中东欧国家形成了维谢格拉德国家的依附型出口拉动模式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依附型贷款拉动模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东欧国家试图通过去金融化和金融抑制改变其依附型金融地位.不同国家的去金融化程度有所差异,以匈...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益探索——以河南省以案促改工作为例

近年来,河南省把以案促改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通过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的组织体系、建立“两同步三教育四整改”的工作模式、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释放了标本兼治的综合效能。不断优化净化的政治生态,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河南省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的生动实践,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探索了有效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     

自贸区跨境贸易区块链应用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我国自贸区在跨境贸易区块链应用领域已经展开了先行先试,因区块链技术发展尚未成熟,经验有限,该领域面临诸多法律困境。未来可通过国际协商合作,在国际贸易领域制定统一规则或标准加以完善,同时在国内可利用自贸区在规则创设方面的优势,对智能合约、跨境贸易监管等领域进行协调规范,进而在全国范围加以推广完善。     

“去标签化”背景下附条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初探

前科制度的存在及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的特点,使得犯罪记录所带来的标签化效应伴随犯罪人终生,“社会排斥”功能如影随形,出现“犯罪标签泛化”“轻罪不轻”现象,与惩戒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相悖。建议从适用范围、行使方式、适用条件等方面探索建立轻罪微罪的附条件前科记录封存制度,并逐步探索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以“去标签化”降低轻微犯罪刑事处罚的溢出效应。     

《德国商法典》的制定及变迁对我国商事立法的启示

德国采取民商分立体制制定了《商法典》,但却未能像民法那样实现体系化。由于自身的体系缺陷及商法的发展变迁,德国商法逐渐走向了去法典化,在德国商法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规范不断独立于商法。《德国商法典》的制定及变迁给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启示,即不必追求我国商法的法典化,而制定《商法通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