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法律促进——基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的分析

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由社会主导,主要通过慈善捐赠来实现。为促使公益性捐赠制度化和规模化,对于第三次分配这一游离于市场和政府外的第三域的分配机制,法律调整的基本思路是促进个人或企业更积极地从事公益性捐赠,因此,政府要对公益性捐赠提供税收优惠。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规则是偏离基准税制的诱导性税法规范,性质上属于"促进型法"的范畴;为了均衡保护纳税人、捐赠者和公共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减让税收利益必须有所限制,"法定限额内的捐赠准予扣除"的规则划定了政府减让税收利益的界限,有助于实现公平分配。     

云计算、开放平台与服务商版权责任

在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每次创新发展都在牵动着人们的神经。随着"云计算"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作为"因印刷技术而生,随科技革命而变"的著作权制度,是否会遭遇新的技术冲击,给制度设计和法律适用带来新的难题?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关于云计算和互联网开放平台的分析和研究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而其中涉及法律问题特别是版权问题研究的文献却寥寥可数。版权制度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法律环境,对于云计算和互联网开放平台所涉及的版权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从而得出较为明确的意见,为产业发展提     

关于最高法院如何制定新刑诉法实施细则的建议

人民法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制定实施细则是一项十分繁重、十分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新刑诉法确立的基本精神能否被不打折扣地贯彻实施,以及确保新刑诉法实施后提高办案质量的问题。法院审判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存在问题,只要法院在审判环节严格把关,案件质量基本可以保证。不仅如此,做好刑诉法的司法解释,使其     

方舟子遇袭案几点思考

方舟子遇袭案，一审二审法院都认定五名被告人构成寻衅滋事罪，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是实务界长期坚持“唯后果论”的结果，长期为理论界所诟病。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及罪刑法定的原则，绝不可以臆造一些法律之外的原则，违背我国的法制理念。     

夫妻房屋所有权归属探析——解读《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相关规定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出台，对人民群众关心的夫妻房屋所有权问题进行了最新解释，本文拟根据夫妻购买房屋的几种实际情形对解释（三）的相关规定——第七条和第十条进行解读，希望能对关注此问题的社会公从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商标质量功能论争与立法抉择

商标质量保证功能随商标史的演进而动态变化。经历严格质量管控．到防止欺诈，再到质量弱化的演变历程。商标至今是否仍具有质量保证功能。争议颇多，是与否各执一词。仅仅停留在商标本质和商标功能的形而上．无助于在两种观点中取舍．必须从商标立法的理论层面上检视质量保证功能的有与无。就我国的商标法来看．不宜简单地移植功利主义的模式，应当采用社会规划论为立法基础，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坚守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     

澳门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程序与完善设想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的强制措施及财产担保措施包括:提供身份及居所数据、担保、定期报到、禁止离境及接触、中止职务职业或权利以及羁押。同时,除了规定实行强制措施的须遵守适当及适度的原则以外,为保护嫌犯合法权利,在适用强制措施的程序及法定条件方面亦作出了明确规定。     

论不能未遂——旧客观说的古酒新酿

确定不能犯的印象理论与重大无知说虽然简单明了,但从理论基础上看存在先天不足；具体危险说从一般人观点虚拟法益的危险性,虽然强调其来自重视法益客观危险的客观未遂理论,但其所认定的法益危险,其实来自一般人的共通意识,如果这个共通意识与现实客观情况不同,就会发生明明不可能损害法益,但具体危险说认定有危险的结论.为此,有必要坚持彻底的客观危险说立场,即就表现于外部的行为在事后从客观上进行考察,如果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就是未遂,否则是不能犯.从事后观点判断有无危险的具体操作方式是:首先,从所有已知的事实中,找出无法满足既遂构成要件的关键因素.其次,视关键因素是否属行为人无法控制的随机事件.如果是,则关键因素属于防止结果发生的变项,这时必须再决定,该变项是否可能以导致结果发生的变项的方式出现,从而损害法益.最后,审视“致果变项”作用的时、空关系,该作用必须发生于原犯罪流程的着手后至最终效果完成前,也必须是原犯罪处所的相同或紧邻地域.如果能肯定其时空关系,则个案中有事后危险,可判断属于相对不能的障碍未遂.     

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

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和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医患关系紧张成为我国医疗行业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而医疗纠纷的频发又催生了医闹的出现。近年来,我国的医疗纠纷的现状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作者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针对当前我国的医疗纠纷现状,该如何构建一种被医患双方认可的,更为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     

如何从制度上确保“三公消费”的监督

要真正遏制“三公消费”现象，监督是重要的，不能只通过政府部门自身监督，而是必须引入第三方监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各个部门的“三公消费”的预算、决算，必须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