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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优秀人才"官僚化"李仁平在5月16日的《中华工商时报》上报道,各地公务员报考大军动辄就是十几万,毕业生有业不就,宁愿苦等事业单位的聘书。每到毕业季,这样的事情就会一再发生在身边。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接受采访时直言:于个体而言,是一理性的选择;于社会整体而言,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大学生本来是学经济、学技术的,不管适合不适合都挤着去当官,本来的才能就会大打折扣,难以发挥。"李义平说,对"官本位"的推崇导致人才都集中到了上层建筑,极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都往机关事业单位挤,还会暗藏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官     

信仰不是空中楼阁

当前，不少人感叹市场经济社会难谈信任，更讳言信仰，出现认可老乡不信任组织、接受迷信排斥马列、信奉关系疏远能力、追逐明星恶搞英模、推崇金钱淡薄荣誉等不良现象。如若谈及共产主义理想，有些人会认为那只是台上对人讲的大道理，表面违心做出的高姿态，入世间“神马都是浮云”，有钱有乐才是真理，共产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美好的空中楼阁。     

用人单位不履行付资调解协议，可依法申请支付令

我进城在某建筑工地打工，去年的工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手。老板先是以工程未结算为由推托；到结算时间了，又以工程款未到位发不了工钱相敷衍。后来工程全部通过验收，房子交给了买主，可是老板却不见了。最近，经劳动争议仲裁调解组织调解，我和老板达成了30日内付清我全部工资的协议。可协议达成又快半年了，老板还不履行。我是否还需要找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     

论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的界分

大陆法系刑法国家(或地区)从构成要件的角度出发来区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做法值得借鉴;我国传统观点在纯正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区分问题上主张"罪名存在标准说"、"修正说"和"罪名个数标准说",无论哪种观点无非都是以罪名这一形式特征为标准并不具有科学性而无法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进行准确区分.划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应当从实质的角度,并以个罪在构成上的特征为切人点进行.作为纯正身份犯都具有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而不纯正身份犯相对于基本构成要件之犯罪而言需具备"主体的超过要素".     

论《海关核定证明书》的审查

在走私刑事诉讼中,海关是核定嫌疑人、被告人偷逃税款数额的唯一的法定机关,其出具的《海关核定证明书》按照规定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但是,该《核定证明书》是经由法定部门出具的权威的证明,法院没有权力以自己的判断取代该《核定证明书》从而确定案件的判决结果。鉴于其固有的审查程序和认定习惯以及最佳证据规则原则的影响,刑事审判对《核定证明书》的审查容易虚置。由于海关出具的《核定证明书》具有明显的行政权力性质,建议将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原则移植到刑事诉讼中。     

分类量化，着力提升村（社区）干部素质

今年以来，泸州市纳溪区针对村“两委”换届后村干部新人多，素质能力不齐，发展不平衡等特点，采取分类量化的方式开展大规模村（社区）干部培训，并建立“2＋1”量化考核模式，即要求每名村（社区）干部必须上好党的理论和涉农政策法规“两堂课”，结合本村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发展特点再选择上好“一堂课”。通过分类培训，量化考核，着力提高村（社区）干部做好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秘密侦查立法宏观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秘密侦查手段日益扩大适用,同时法治化状况低下,立法薄弱、执法混乱、司法无力,从而导致侦查效率与人权保障双重价值受损。纵观当前秘密侦查立法面临的政治、社会状况以及刑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秘密侦查立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的消极因素与阻碍需要认真分析与对待：第一。秘密侦查长期高度保密的状态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网络问政的短板

正虚拟空间不能替代田野调研,对网络问政,社会各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如果党政官员热衷于通过虚拟空间进行交流,而忘记了田野调查研究的好作风,那么非但不能提高党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会助长形式主义作风;还有一些人认为,在互联网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互联网络的用户大多为青少年,他们利用互联网络发表意见,而绝大多数中老年则无瑕沉溺在互联网络     

别让不信任像病毒一样扩散

在当下，“信任”因为缺乏而显得弥足珍贵，也让人们饱受纷扰。孩子考上大学了，“没准是花了钱的呢”，有人不信；小伙子当官了，“他家里肯定有背景”，人们也不信；她出名了，“肯定做了人家小三”，人们还是不信……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     

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

生活中经常发生有人嘲笑法律的现象。比如，发生了交通事故，在生活费用的赔偿上农村人和城市人大不相同，于是有人嘲笑法律，说“同命不同价”。一司机开车撞倒行人后，调转车头加大油门，对倒在地上的伤者又一次冲了过去。司机说：之所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