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监督制度的研究十分必要——为《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监督研究》而作

合法、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基础,而合法、公正的选举,需要靠有效的监督机制保障。选举制度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创造,选举避免了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战争、流血、阴谋政变,使国家能长治久安,人们共享和平。但是,由于选举能获得权力,从而合法取得支配国家资源的力量,所以,选举也成为一些人攫取利益的手段,因而有巨大的诱惑力,使一些人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干扰、破坏选举。历史实践证明,民主选举是一项具有无可比     

中埃关系:全面深化正当时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3年7月穆尔西总统遭罢黜后,西方学者普遍看衰埃及,认为其“大国风光不再”①、“重回专制政权”②、“美国应重新审视与埃及的同盟关系”③,国内亦有部分学者持类似观点。但应看到,欧美学者的看法均是从其自身角度出发,或为宣扬西式民主和人权,或为保证以色列在中东的安全。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主张和原则,中国亦应以自身利益为考量,制定自己的对埃政策。塞西总统当政后,中埃两国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同埃及的务实合作。     

唐律“得古今之平”补辨——兼评《四库提要》之价值观

唐律"得古今之平"是《四库提要》对唐律所做的经典性评价。自该评价问世以来,时常为研究者们所引证、称道。然而细加推敲,该评价却与正统儒家,特别是宋儒的古史观大相径庭。本文在考察了纪昀在编纂《四库提要》过程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后指出:尽管尚不能绝对地肯定该评价必系出自纪昀手笔,但就其所反映之价值观看,确实符合纪昀的基本理念,而该理念所映衬的则是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王朝所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其目的无非是要以官方的价值体系取代宋儒的价值评判体系并进而为清王朝的暴力统治辩护乃至歌功颂德。     

台湾劳资关系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一、台湾劳工政策与劳资关系的发展 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戒严法》规定：“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进行请愿活动”，凡有“罢工、罢市、扰乱秩序”等行为者，“依法处死刑”。整个“戒严”期间，台湾约有五万人被捕，其中约有四千人被执行枪决。退踞台湾后，国民党长期奉行“反共复国”政策，依赖军事独裁体制延续其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因此，劳工政策也围绕这个中心而制定。     

建立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一、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比较与选择 政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近现代世界政治发展的普遍现象。但政党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中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其中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如何界定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在一些以代议制政府取代封建专制的国家中，国家与政党的关系主次分明，广大选民们对由什么政党或派别在一定时期内去管理国家事务有选择权。同时，法律也不规定和保障任何党派的主政地位，只强调一切党派与人员，无论执政或在野，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大克鼎百年史话

中国两千余年封建专制社会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从秦始皇“登基”称帝至公元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在辛亥革命炮声中宣布退位，2133年间共涌现出494个皇帝。中国的皇帝很多身体欠佳、寿命不长，他们“驾崩”时不少太子尚在幼年，有的甚至还在襁褓之中。而“皇命难违”，太子年纪再小也要“接班”，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许多娃娃皇帝，即所谓“小皇帝”。     

试论古代中国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分析

皇权作为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产物,其内在本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私权力的皇权,是一种任意、不确定、不受制约的权力;第二,作为公共权力的皇权,是一种稳定、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权力。传统政治理论中皇权与相权的理想状态是所谓的圣君贤相。圣君垂拱而治,贤相则负责处理一切实际的政务。但是皇权与相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无法达到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因此,历史的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皇权与相权斗争的悲剧。     

皇帝怕了就好

读中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专制时代，如果一个帝王对臣下还有所惧怕的话，那个朝代就是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相反，如果这个帝王百无忌惮，天不怕地不怕，而只有臣下怕他怕得要命的话，不用说，这准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年代，我们不妨来看一些例子。     

党在革命遭挫折时的斗争活动

从1926年3月24日直鲁联军占领天津并建立军阀专制统治，天津的革命形势便直转直下。尽管中共天津地委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例如调整斗争策略、将革命活动转入地下、隐蔽党团组织和领导干部，等等。但由于反动军阀的疯狂搜捕和血腥镇压，先后发生了中共天津地委机关和联络场所遭敌人破坏，地委领导干部遭逮捕，有些干部被反动军阀当局残酷杀害的严重事件。     

知县权与责：皇权时代的政治难题

正由于不可能根本改变各级地方官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的制度，仅仅在技术层面作修补，故始终无法突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改朝换代循环，而“知县害民”也因此成为帝制时代不可能解决的政治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