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应垄断全部出庭业务

《中国律师》杂志今年第２期刊登了袁毅刚的文章,题为《对现行律师制度的思考》。笔者赞同文章关于律师应垄断出庭业务的观点和立法建议,但对县级以下（包括县级）现有的法律服务机构形式予以保留的建议,我有不同想法,现提出来,供同行们探讨。袁文说：“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具体区域对法律服务人员的需要及律师执业群体、律师机构的分布情况,应立法规定在地级市以上的（包括地级市）市区范围内,以律师事务所为从事法律服务的唯一机构,排除其他组织从事法律服务的可能性（公证除外）。而对我国县级以下（包括县级）的广大…     

《证券法》施行对律师业务的影响

很高兴能够受邀参加由（律师世界）杂志和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的“如何深化证券法律业务专题笔会”,我想就（证券法）的施行对律师业务的影响,发表如下看法：豆．（证券法）的施行,为规范发展我国证券市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为律师从事与证券有关的业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特别是对律师业务的拓展、律师专业分工的形成将产生重大的影响。随着我国立法进程的不断加快,律师的专业分工日趋细化,例如已出现了招标律师、海事律师、刑事律师、证券律师等,但以前作为证券律师,尚没有一部较完整的法律作为从业的基础…     

《商标代理管理办法》与律师代理的冲突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9年12月2日发布了《商标代理管理办法》（下简称《办法》）并从200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由于《办法》超越立法权限,将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为委托人提供的涉及商标法律事务的服务都纳入了限制代理范围,将本应由法律才能规定的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中的代理在规章中作出限制性的规定,不仅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性,而且使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执业中无一例外的可能成为工商行政部门的处罚对象。这不能不引起律师管理部门、律师维权机构、律师事务所和广大律师的高度重视。《办法》规定,未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以技术创新为抓手推进炼化业务转型升级

技术创新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当前炼化业务面临的安全环保基础薄弱、装备和运行水平存在差距、结构调整任务艰巨、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强等诸多难题,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才能破解。通过加强科学管理,推进安稳长满优运行;推进生产优化,提高运营效率;加快结构调整,适应市场变化;加快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应用等措施,可以实现炼化业务布局进一步完善、运营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等目标。     

破坏型网络政治动员的生成与规制

近年来,随着公民在网络上参与政治活动日益频繁,破坏型网络政治动员这一特殊政治动员形态由此产生,并且多发易发。破坏型网络政治动员的发生既有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社会分化、网络特性的客观因素,也有政府工作、干部作风、公民认知的主观因素。它的发生会给政府形象、干群关系、社会稳定带来不良后果。为此,政府应当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积极推进从严治党,强力推动反腐倡廉,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改善舆论宣传工作,规范网络空间管理,从而有效预防破坏型网络政治动员的发生,遏制其发展,减轻其负面影响。     

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的僧泰冲突

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军在对猛虎组织作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外界传言斯里兰卡僧泰冲突有可能得到解决。但从近年来的发展事实看,僧泰冲突依然暗藏变数,国际社会的干预让事情变得更复杂,所谓的政治解决方案似乎依然只是政治口号,而社会中潜藏的一些矛盾也让僧泰冲突有再起波澜的风险。     

政治转型与民粹主义的生成——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民粹主义是转型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必经的环节,表现为一系列激进的大众政治运动,其背后隐藏着各种权力争夺与精英操作。在东南亚,民粹主义是各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历程中已经完成或正在面临的严峻考验,这一现象的广泛出现与东南亚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密切相关,首先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缺乏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支持;其次是因分配不公和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与中下层民众之间紧张的阶级关系;最后是新生政治势力与传统政治势力的较量被具体化为争夺民众支持的斗争。与欧美民粹的左右两极同时发展和拉丁美洲民粹持续影响国家决策不同的是,由于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因素的约束,东南亚民粹主义左右政治发展方向的空间较为有限。     

邢帅:普通的草根青年,30岁的商业领袖

一个生长于农村、大二辍学的年轻人,6年前以网络教学创业;6年后他的网络教学业务年收入数亿,被认为在网络教育领域摸索出了一种靠谱的盈利模式,他也被《财富》杂志中文版评为2014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商业领袖之一。他叫邢帅。凭在QQ群里教Pho t o sho p迈出创业第一步邢帅1984年出生于山东菏泽。中学时代,他同别的农家子弟一样努力学习,奋战在高考的战场,希望将来能用知识改变命运。可当高中毕业,他远赴云南一所专科院校读计算机专业     

阿根廷的社会安全治理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减少、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种形式、不同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对整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以及国家形象产生了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虽然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模式,而且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从客观来讲,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