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农村后备干部的有效形式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乡村规模逐步扩大，村组干部逐步减少。这为农村后备干部的培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一方面农村干部岗位减少，使后备干部成长缺少过渡舞台，另一方面对村干部素质要求的提高也使得普通群众难以直接当选。在2003年的村级换届中，宜昌市夷陵区选举出的村干部68．2％都是连选连任，这虽然有利于村干部队伍的连续和稳定，但也造成村干部队伍年龄偏大、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现实，不利于农村事业的发展。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应重视读者教育工作

网络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它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读者教育不论是作为图书馆的一种服务，还是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它所存在的基础都已发生了改变。所以，图书馆应重视在网络环境下读者教育工作。     

应多途径督办代表意见建议

乡镇人大是乡镇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但是,随着乡镇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乡镇人大的职能渐渐弱化,作用难以得到很好的发挥。一是职责不明晰。在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后,许多地方乡镇领导班子配备采取的是,由乡镇党委书记兼任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兼任人大主席。由于书记管全面,日常事务多,作为“二把手”的许多人大主席直接分管了经济工作,甚至代行了乡镇长的责任,导致人大自己监督自己。这种分工与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是相悖的。同时,即…     

论正义和法律正义

正义分为个人正义和制度正义。制度正义的关键是法的正义。对社会契约、自然法、人权、各种价值的论证都是为了阐述正义的法。严格意义的法的正义仅指法的本体正义,其中包括:法的形式正义——围绕着建构社会秩序法律应当具有的普遍性、明确性、统一性、稳定性、先在性、可行性、公开性;法的实质正义——为了满足人们深层次的、最基本的需要法律所应当具有的保障安全、维护平等、促进自由、增进效率的性状和特征。     

安徽茶叶产业化之路到底怎么走

安徽是茶叶大省,但近年来出现产量下降,出口遇到“绿色壁垒”阻碍,出口量下降,内销营销不力,市场缺乏开发,品牌缺乏管理等问题。与周边一些省份相比,茶叶产业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本文从茶叶产业化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与对策。     

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兼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勃兴与修正

纵观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从法律的单一适用到法律选择规则的出现,从单点要素的定向指引到多元利益的综合考察,从分配立法管辖权的选择方法到关注结果的选择方法,从片面强调主权优位到渐渐注重平位协调,仿佛总是有一根经络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决定着国际私法理论之树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对正义的不懈追求.博登海默即曾指出:"在冲突法领域中,有关公平与正义的一般考虑,在发展这一部门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1]法律选择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国际私法的重要课题,传统国际私法形式正义价值观向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价值观的转变在法律选择方法理论的变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作者决定通过对法律选择方法中正义追求演进过程的分析来揭示整个国际私法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价值转换过程.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问题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主要是针对下岗失业人员在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或合伙经营与组织起来就业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困难，设立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经担保机构承诺担保，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一种特殊的信贷形式。它是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一项重要扶持政策，其目的是通过信贷支持，帮助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近日，我刊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讯问有关小额担保贷款的具体事宜，为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将在近几期的“有问必答”里一一回答。     

社会危害性理论：进一步的批判性清理

社会危害性理论是苏联刑法学的遗产之一,它至今仍在我国刑法学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本文对社会危害性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批判性清理。本文对社会危害性的形成史进行了历史考察,对犯罪概念,包括形式概念、实质概念与混合概念进行了法理辨正,指出了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相悖性,由此形成犯罪认定中犯罪构成的形式判断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之间的对立性,并对犯罪构成体系中的社会危害性观念作了评析。     

消毒不等于灭菌

旅游投诉,是指旅游者、海外旅游商、国内旅游经营者,为维护自身和他人的旅游合法权益,对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和有关服务单位,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意见,请求处理的行为。     

“有事法制”将日本和平宪法送入坟墓

日本国会通过“有事法制” 借伊拉克战争和朝鲜核危机的“东风”,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众参两院先后以绝对多数的高支持率通过了讨论长达26年之久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至此,日本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有事法制”,此举标志着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巨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