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全面提升写作能力的利器 评《法官实用写作指南》

"工欲擅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官实用写作指南》内容全面、实例鲜活、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分析透彻、语言精练,既有理论的高度,又紧贴法院实际,无一疏漏地总结了法官在日常工作中可能接触到的公文及应用文写作,在总结大量丰富典型实例的基础上,归纳出具有独创性且便于学习和操作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不失为法官提高写作能力、提升工作水平的一把利器。通过对本书的研渎和学习,     

张连珍参加全国政协中共界小组审议时提出 发挥政协优势 推进协商民主

<正>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中共界小组审议俞正声主席所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和齐续春副主席所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时发言,提出要发挥政协优势,推进协商民主。张连珍在发言中说,俞正声主席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文风朴实,通篇体现了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四中全会精神,贯     

法律的“内在道德”的两个维度——再访富勒自然法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富勒新自然法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也是解读富勒法律理论的重要线索之一。 作为法体系的内在道德，是现代自然法复兴的产物。理解内在道德的关键在于揭示其可能蕴含的形式维度与 接受维度。从当代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争论的情况来看，形式维度的内在道德证明了法体系中包含必然的道 德，在这个层面上打击了“分离命题”，接受维度的内在道德却可以和实证主义的“来源命题”兼容。由此，富 勒的程序自然法进路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超越传统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框架的新法哲学可能。     

关注

企业文化的—体三翼 企业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可见规律，个性可见魅力。他们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都由“一体三翼”构成。企业的人格文化，实质是道德文化，折射的是企业价值观，对于企业的行为取向、生产经营、评价标准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构成了企业文化的主体和内核。而企业的人格文化要持久传承，离不开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这“三翼”。     

真实版“马向阳们”的下乡记

正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火了。荧屏上,从未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马向阳被派往大槐树村担任第一书记,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波。出发前,马向阳被交代了三个方面的任务:基层党组织建设,村级民主自治,和帮助村民致富。现实中,不同的驻村工作形式和任务则各有区别。除了像马向阳这样带有"扶贫"性质的驻村工作之外,也有与法治建设相关的内容。一部电视剧让不少农村干部感同身受,却道不尽现实的复杂性。     

促推农地流转之我见

农村土地问题始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大背景下,农地流转成为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农地流转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近年来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实际     

论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

连带责任是一个实体和程序紧密结合的问题,实体上的规定如何在诉讼程序中得到充分反映和运用,直接影响到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及责任人权益的保障。目前连带责任制度实体权利义务的规定与诉讼程序设计之间的冲突与脱节造成了实践中连带责任案件的司法裁判乱象,亦导致了当事人之间权利保护的不公平、整体诉讼效益的低下及司法不公。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应当立足于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针对连带责任的特质来设计。我国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应确立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这是由诉讼法不同于实体法的特有功能、作用方向所决定的,是确保判决的确定效力和权威所要求的,是由保障所有诉讼当事人的诉权所约束的,是提高整体诉讼效率所必须的。     

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29号《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14次委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主任王勇2012年4月12日     

从刑法实然看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刑法修正案(八)》将原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后,司法工作人员对本罪的罪过形式从实然或应然角度展开了争论,有的甚至对本罪的刑法条文进行批判。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分类、行为方式、危害结果和法定刑设置等实然层面看,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司法人员应以此为依据正确办案。     

社会治理建构的反思性阐释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在对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是形式民主。而且,在一些国家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中,走上了专政之路。同时,政治与行政分化后的行政则是在技术主义和法治两条道路上加以建构的。从20世纪行政发展的情况看,虽然民主和法治是一个基本框架,但在行政集权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求把民主程式引入行政过程的声音也出现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运动中,也做了诸多探索。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改革经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后,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发现原因在于,没有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去建构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旦提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就会发现,应当以道德作为其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