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其才教授

高其才,1964年9月出生,浙江省慈溪市人,1985年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年于武汉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全国渔港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与总体目标。从新时代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发现如今服务型政府建设还有许多不满足新要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服务范围、服务理念、服务主体和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针对上述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明确服务边界、牢固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加强服务队伍建设、形成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来加以探讨。     

打通双循环“堵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

重庆如何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走好"十四五"开局第一步?围绕相关问题,日前,CQDK全媒体记者专访了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詹懿。CQDK全媒体:您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是什么?詹懿: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和大力发展外贸等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新书推荐

《万水朝东:中国政党制度全景》陈延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2月版本书全面回顾了中国政党制度产生、变化、确定、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重点描绘了中国政党制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系统阐述了是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史料翔实,结构别致,既有学理性又通俗易懂。     

中国灾害治理：组织、制度与过程研究综述

从"灾害管理"到"灾害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一种全新理念的转变。我国灾害治理经历了绅商被动、政府管控、国际合作、多元参与等四个阶段,灾害治理组织主要有维持型、功能拓展型、结构扩张型、突生型等四种制度化类型。就"体制转型"而言,存在"应急集权"纵向与"多元协同"横向体制合作困境;就"应急机制"而言,存在"常态"与"非常态"机制并存研究不足问题;就"法制建设"而言,一般是事后补救性改革,缺乏事先前瞻性与预防性建设。虽然社会脆弱性、社会韧性、社会建构主义等常态理论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非常态理论研究进展有限。由于各国政治取向、资金投入偏向以及追求短平快的政策导向,基础研究很难开展,未来需要通过开辟"新方向—新领域"、从单一迈向跨学科、由单一转向全生命周期、突破"应急—社会"困境、在"常态—非常态"找到平衡以推进基础理论研究。政府与社会各界都需要重视灾害治理,哪怕只是简单了解也非常有帮助,也能有效减少与避免灾害发生。     

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

基于近代中国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民族复兴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是近代中国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掣肘、渗透,不断发展。民族复兴思潮一定程度上激发、推动了"中国化"观念的形成,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在"民族"观念的新、旧之辨中继续成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民族解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