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大调解”机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以荷兰的调解制度为借鉴

我国的"大调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党委、政府的主导地位,调解主体的多元化,按照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工作体系,综合利用各种社会制度资源进行社会矛盾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三效合一"。但在实践中存在政府主导、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的倾向。荷兰早期的政府调解没有使荷兰建立有效的调解制度,二战后荷兰废除了政府调解制度,政府从积极主动的调解者转变为在理论上提供准备和论证者。我们应该从荷兰的经验中得到相应启示。     

重建国家:韦伯法政哲学研究笔记

<正>1914年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马克斯·韦伯的客厅里群贤毕至,名流如云。大家激动地谈论着刚刚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邪恶事件——萨拉热窝的谋杀。战争的乌云滚滚而来,但却似乎没有令这群意气书生丝毫感到恐惧,言谈中反而流露出一种“久违的激情”。而且,因为这种激情已多日在胸中荡漾,他们个个感到焦躁不安,急切地等待着战争的来临。^[1]他们觉得,风起云涌过后的世界秩序崩溃有可能是伟大而激动人心的事情。人们聚集在韦伯周围,他们的七嘴八舌让韦伯思绪万千。这位曾经历过     

社会治理创新应改变全管全控思维北大核心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的问题大多源于社会的快速转型。快速的社会变迁使现有体制面对复杂的社会与社会问题时捉襟见肘。大家都同意应当改革,争议出在改的方法上。有的主张回到过去,有的主张加强深化现有体制,有的主张全面变革。这些方法之争背后是理念之争。这是当下的意见场最应解决的问题。从学术角度来说,重申韦伯的价值中立从方法论上看仍然是必要的,甚至是研究的前提。概因理念先行,易失去冷静的态度,影响对问题的客观分析,病因诊断错,药方也就没有意义。     

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重大影响。中苏关系受到中苏日三角关系的牵制,也受到国际形势变化、大国之间利益格局变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变化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对苏联远东地区构成威胁,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于1932年底恢复了在1920年代末中断的外交关系,但在一些具体问题     

放任还是管制:对电子签名立法的比较研究

为了保障电子交易安全,美国和欧盟先后通过了电子签名立法。美国采取放任原则,信奉市场的优胜劣汰;欧盟则力图鼓励技术更为先进、管理更为安全的电子签名,以期为电子商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同的立法思想导致两者在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的设立和监管、对消费者的保护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的电子商务尚处于萌芽阶段,市场不够规范,采纳欧盟模式无疑有利于树立人们对电子交易的信心;而在市场发育成熟后,则应当考虑美国模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促进市场竞争。     

客观性应作为公证调节的核心原则

正我认为公证调解和人民调解、劳动争议调解甚至法院调解的不同之处在于,应当将客观性作为公证调解的核心原则。客观性是指公证机构及公证人员,在公证调解启动、执行的过程中,应始终依法保持肖身的客观、中立地位,避免公证调解制度、方案和行为逾越公证依法被赋予的职能、权限范围。客观性在公证调解中具有的重要价值可简     

《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国民外交

1941年,中日战争僵持之际,苏、日两国于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签订,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民众也没有置之度外,纷纷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民众舆论的配合下,中国政府经过交涉,终于弄清了苏联签约的真正意图,明确了以后的外交方向.     

云计算、技术中立与版权责任

作为作品传播技术的云计算使得技术中立原则所强调的技术(设备)与服务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因而需要重构技术提供者的版权责任规则。技术中立原则既不能使技术提供者将商业模式建立在侵犯版权的基础上,也不构成权利人控制技术市场的理由。以技术提供者服务或技术提供行为的可归责性为中心,回归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借鉴产品责任法的合理替代设计标准,合理的第三方责任规则将促进技术发展者和版权人之间的合作。云计算传播作品的方式难以为版权人所享有的传统财产权所涵盖,其服务提供者承担直接责任的可能性较低;但为鼓励作品创作之目的,有必要扩张出租权的适用范围,以保护版权人的合法利益。     

犯罪学问题清单（一）——有关犯罪学批判的思考

对新中国犯罪学研究中存在争议的、理论的和学术的问题做出简要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这里仅提出”犯罪学的批判性”和”价值涉入”两个问题并加以讨论。前一个问题作为犯罪学的特质也成为”犯罪学批判”专栏的点题之笔。批判性的缺失与否直接关系到犯罪学能否发挥其正常的学术功能。后一个问题也是犯罪学这种涉及社会黑暗面的学科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价值涉入在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值得认真加以辨析。     

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类型化思考

在当前网络犯罪的高压态势之下,基于利益平衡观念部分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法义务逐渐成为各国发展的趋势。然而即便我国刑法作了共犯正犯化的突破规定,司法实践仍陷入争议不绝和乏例可陈的困局。其根源在于立法、理论和实践缺少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关注,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基础又缺乏普通认同定义的概念,应当由试图确切定义转向现象描述,在对其做广义理解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有关做法,宜以服务类型标准为主,辅之以服务对象与服务方式标准,将其区分为"为自己信息提供服务者"和"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者",其中后者又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由于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信息的管控能力以及与违法网络用户的紧密程度不同,在维护网络秩序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亦不同,因此应构建一套类型齐全、结构合理、轻重有序的义务体系,进而在明确各自义务范围的基础上明晰其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模式与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