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处置劫持人质事件模式研究

香港警方处置劫持人质事件的基本模式是集中指挥,谈判先行,武力戒备,力争和平解决.基本经验是:一、确立安全至上是处置劫持人质事件的基本理念.二、指挥员不谈判,谈判员不指挥.三、从处置对象提出的各种要求中,去捕获和满足其基本需求.四、利用和防止"斯得哥尔摩"现象.指挥官在处置初期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包括运送计划、接受人质计划、接受死者或伤者计划、人质突然逃走处置计划、嫌疑犯突然逃走处置计划、嫌疑犯投降处置计划、即时进攻计划和全面进攻计划等,每一个计划都须形成书面文字记录,以备事后检讨和问责.     

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经过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引起了美国右冀势力的激烈反对和攻击，有些国会议员甚至指责卡特总统的行动违背宪法、背叛盟友，影响美国的历史传统和外交道义精神。这就使得1979年1月15日召开的第96届美国国会的头一天。显得特别热闹。参议院中，议员们一下子提出了6项议案，以后几天又提出了6项议案，目的都是要打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约束，确保美国与台湾所谓“外交”和军事关系的“连续性”。     

马来西亚的贸易政策：自由化过程、保护结构和改革议程

本文旨在研究马来西亚在独立后时期的贸易政策制定,着重研究那些导致政策转变的因素,并找出主要的未完成改革议程。本文从历史上概述马来西亚贸易政策制定的情况,注意到其潜在的政治经济背景,并从地区比较的观点来审慎地评论当前的贸易与投资政策制度。本文还研究了马来西亚对于地区性与双边贸易谈判的政策态度的变化。导言人们普遍认为,马来西亚是发展中世界中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一个国家。尽管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但马来西亚在整个独立后时期的经济成就还是一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过去…     

试论庙街事件中的日苏交锋

俄国十月革命后，日苏在武装干涉革命和反干涉交锋中引发了庙街事件。为解决庙街事件，日苏双方进行了多次艰苦的谈判。苏联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自身的经济优势，最终迫使日本作出让步，圆满解决了庙街事件。庙街事件的解决为日苏外交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犹太极端组织及活动特点

纵观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在阿以冲突还是巴以谈判过程中，犹太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激进势力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在相似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狂热理念驱使下，通过相似的极端手段激化阿以矛盾，阻挠阿以和平进程。犹太极端主义分子打着“上帝的旗号”，通过对犹太教教义作极端、片面、歪曲的解释，     

中国能否拯救世界

唐·圣皮埃尔(Don st.pierre)爵士能回想起西方在革命中国的第一笔交易,这是他对当今中国的看法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作为中美第一家主要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管理者,他于1985年到达北京,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穿着毛式制服,交通工具是黑色自行车。社会主义理想是至上的。创办企业     

警惕“知识产权滥用”扩张解释

不久前,笔者在与一位知识产权实务界的朋友交谈当中,首次听到"知识产权泡沫"这样一个新生名词,细细品味,感到其中确实蕴含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且知识和经济同样快速膨胀的情况下,"泡沫"终于也挤进了知识产权之中,其表现也包括目前被学术界谈论比较多的"知识产权滥用"话题.     

“克利夫兰总统号”与“回家”的科学家们

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有这样一艘船,航行在中美两国之间;也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乘坐这艘船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梁思礼、侯祥麟等等,他们的选择改变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历程。     

中美经贸摩擦分析

中美经贸关系在迅速发展的同时,经贸摩擦不断。究竟如何看待中美经贸摩擦无疑是个需要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重要课题。作者围绕着中美经贸摩擦与日美经贸摩擦是否相同、近几年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原因以及中美经贸摩擦是否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等问题阐述了个人观点。作者认为,中美经贸摩擦与日美经贸摩擦比较既有相同之处,也有重要区别;近些年的中美经贸摩擦主要是经济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引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或减少的。     

美国为何“不怀好意”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约翰·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是1980～1981年里根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布什政府时期,他又参与了美国政府关于削减利息税和伊拉克重建等课题。9月初拉特里奇在厦门参加2007创意产业投资与发展论坛期间,本刊记者就中美经济相关问题,对他进行了的访问。《南风窗》: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中美贸易,因此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与平衡中关贸易、处理中美关系密不可分。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要如何看待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拉特里奇:对于中国而言,其实需要了解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何以会表现得"不怀好意"。中国需要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决策体系。美国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可能会出台一些"最坏的政策"。要解决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