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不容否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大局,达成了"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的共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由此开启,中日关系才有了40年的巨大发展,东亚地区才有了40年的稳定与安宁。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有史为凭、有法为据。     

与时俱进 科学谋划 开拓创新 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九届全国理事会工作报告(节录)

<正>自2007年5月第九届全国理事会会议召开以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坚持以全面推进民间外交工作为主线,开拓创新为动力,与时俱进、科学谋划,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日本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访华

【正】2012年11月23日,中日友协会长唐家璇、全国友协会长李小林会见了来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一行,并一起出席了"中日友协与日本经团联友好交流协议书"的签字仪式。唐家璇会长高度评价米仓弘昌作为经团联会长为中日友好事业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他说,米仓先生始终积极奔走于中日...     

中美关系解冻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今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本刊特约请外交部档案馆保管处处长张素林同志撰写此文,与读者一起回忆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的许多不平凡岁月。     

毛泽东对苏共不满的内在原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曾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委屈。这种委屈和不满,并非来自20世纪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具有留学苏联背景的"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的排挤和打击,而是对抗战结束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不满。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苏联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中共态度冷漠。在1948年国共两党决战进入关键阶段之时,毛泽东多次提出访问苏联以就中国革命若干重大问题与苏联商讨,均被其婉拒。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苏联仍然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力促国共和谈。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苏联的不满,也为日后中苏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     

认清大势 顺应潮流 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中日毗邻而居,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周恩来总理对两国交往历史有过精辟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结束了战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使中日关系重回和平、友好、合作的轨道,也深刻改变了国际和地     

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会见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长田中真纪子

<正>9月28日下午,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在北京会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之女、众议院外务委员长、前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及其丈夫、前防卫大臣田中直纪。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王胜洪、全国友协副会长井顿泉、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熊波等参加会见。邓朴方副主席首先对田中真纪子夫妇在当前中日关系面临困难时来华访问表示欢迎,高度评价了田中角荣前首相为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邓朴方副主席     

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CSSCI

2022年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972年的中日复交,是在中美和解的有利条件下,两国决策层通过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的外交谈判而实现的“双赢”成果。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两国关系由“蜜月期”转入“重新调整期”,从而呈现一种结构性特征——“趋冷”与“回暖”局面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21世纪20年代初,中日关系面临逆水行舟般的复杂局面,其未来是重复“趋冷—回暖”周期性波动,还是倒退到疑似复交前双边架构的“准冷战”状态,抑或经过多年磨合而出现堪称2.0版“1972年体制”的某种新型关系框架?对两国关系面临的这三种可能前景,需要继续予以关注。     

日本公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显示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相互关系的典型事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公明党在内的日本各在野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补充外交”作用。特别是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等非政府人士的访华,为日本政府摸清中方意图、沟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看法、形成复交文件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日本在野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开展对日本在野党的工作,从而推动日本执政党转变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