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朝关系的发展及其意义

日朝关系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战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日朝关系发展历程经过了“五起四落”。值此新世纪到来之际,与朝鲜半岛北南和平统一进程加速化相伴随,日本虽然有可能加大对朝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力度,但若不把以往对朝政策做一番战略调整,其对朝关系发展仍很难摆脱“起起伏伏”的局面,其邦交正常化目标亦很难尽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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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牛军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本书是作者199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的20篇与冷战有关的论文的结集。全书将这些论文分为"冷战与中国外交""中苏关系""抗美援朝决策""地区问题""中美关系"五个专题,从而将各篇论文所做的案例研究有机地组合起来,试图为解释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的关系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研究架构和分析模式。作者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60年之经线》一文作为代结语,勾勒了60年来中国外交的基本线索和架构,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外交与冷战的关系。     

注释体例

正(一)中文注释首次注释时,中文文献的标注次序为:作(编)者姓名、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页码。再次引用同一中文文献时,则仅标注作(编)者、文献名、页码即可。互联网资料应注明作者、文献名、首次发表时间,提供的网址应完整,如果属于动态链接,则注明网站名称即可。1.专著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从日本未刊档案解析历史之谜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的有关记录表明,陈立夫秘密访苏计划的破产,源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告密.中日苏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日本对中日、中苏关系的观察,也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提供了佐证.     

1978年钓鱼岛事件的来龙去脉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南于在“反霸条款”上的分歧,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不顺利。1978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日双方都有意推动旨在缔约的会谈。但是,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准备再开之际,1978年4月中下旬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却使谈判险些夭折。此次事件在中日关系史上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档案材料的相对缺少,其过程却鲜为人知。本文根据笔者搜集的材料,就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以梳理：     

1960年代毛泽东的八个生日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毛泽东对自己的言谈举止有着精细的考量。有时看似矛盾的表象,其实有一以贯之的内核。本文要谈的,是毛泽东在1960年代生日的不同做派。 1960—1962：＂秋风万里芙蓉国＂ 以＂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计,1960年可能是最困难的年头。雪上加霜,7月间,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苏两党由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破裂。     

邓小平对1977年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方案的回应与驳斥——以万斯访华为中心的考察

1977年初,美国总统卡特执行国务卿万斯的苏中等距离政策,不仅未能使美国从中苏双方获取战略利益,反而造成了苏联扩张主义的加剧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下简称正常化)在其任内的首次推延。苏联的战略威胁、万斯访苏的失败及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谈判的止步不前,为中美接近提供了良好契机。为保持正常化势头,美方决定派遣万斯访华来试探中国的建交态度与底线。但在《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初步达成与亲台势力的反华鼓噪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卡特决定再次推延正常化,授权万斯对华提出最大限度方案。     

中苏角力第二次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占当时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二的29个亚非国家代表,第一次在没有任何西方列强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聚首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七天紧张的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在大会濒临破裂的时候,由周恩来总理带领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扭转了会议差点夭折的乾坤。最终,会议拒绝了"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渗透和颠覆性国际学说"等含沙射影的提法,"求同存异"的原则在亚非各国找到了共鸣。4月24日,亚非会议最终达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并且考虑召开下一届亚非会议……     

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国际和平环境不行。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搞建设。因此,必须调整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有些事情,如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等,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就已经做了,中英香港问题也已经开始同英国进行接触。当时,真正剩下的重大国际问题就是中苏关系问题。经过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邓小平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指导我们党和…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特点

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三大特点：其一，有别于直接通过政府谈判之一般路径，而是沿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方谈判”这一渐进积累的“国民外交”路线最终得以实现；其二，有别于邦交恢复之国际惯例，当年的被侵略国、战胜国中国积极主动，而侵略国、战败国日本则处于被动地位；其三，两国恢复邦交，需事先征得第三国即美国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