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风云突变之时(之二)——毛泽东断然拒绝"联合舰队"内幕

苏联海军远洋潜艇需要岸基“长波电台”来通讯指挥，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由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海岸合作建设“长波电台”，两国共同管理和使用，遭到毛泽东主席的严辞拒绝。     

关系正常化前夕的中美资产要求问题谈判

《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政府着手推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资产要求问题遂成为其优先寻求解决的议题。中美两国围绕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经历了明显的起伏。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后期和福特任期内,由于美国政府始终未能做出实质性努力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它试图依靠双边经贸关系的进展来显示两国间紧密联系的做法无法获得中方的认同,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关于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未获成功。     

石原“购岛”有何阴谋?

问:编辑同志,您好。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久前突袭式地宣布要从私人手中购买我国的钓鱼岛,在日本和中国都引起了高度关注。如何看待石的"购岛"阴谋?河南读者:张明张明同志:您好!年过80的石原是为数不多、但影响极大的极右翼政客,一生顽固地坚持蔑视和仇视中国的政治立场,可以称得上是老奸巨猾。他选择在美国宣布"购岛"狂想,有向美国示好,讨美国欢心的成分,但是主要是出于在国内的政治需要。他寻衅滋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唯恐天下不乱,把事情闹大,刺激民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丑化中国形象,以泄对中国的心头之恨;二是迫使民主党野田内阁在领土问题上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姿     

中日民间团体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行动宣言

<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我们中日两国民间团体代表共聚北京,举行中日民间团体领导人会议,就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开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深入交换了意见。我们共同发表行动宣言如下:一、我们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     

中国领袖对苏决策中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1921-1966年)

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苏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交错。从孙中山"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换取苏联最终选择扶持国民党,到蒋介石骗取苏联顾问信任,并在崛起后迅速"变脸",抗日战争时期又力争"与苏共存",委曲求全至忍无可忍。从苏联亲手点燃的中共星星之火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发展成燎原之势,到建立新中国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愤懑,决心与苏斗争到底。如果说,孙中山对苏联的信任是: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军阀混战的中国选中了他;蒋介石对苏联的厌恶很大程度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那么毛泽东的不满,则是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各不相同,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中国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却不得不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和在华利益的苏联交手,这其中的纠结可想而知。但关键在于,他们在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中作出了抉择,而结果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中苏关系的走向。     

日本地方政治势力干扰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本应是一个值得纪念之年、珍惜之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就是有一些人想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年头挑拨中日关系,把中日关系引向歧途。从近期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到近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再次蔑称中国为＂支那＂,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些走向。     

钓鱼岛争议与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也是中国明太祖册封琉球国王640周年、日本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朝鲜半岛420周年、日本把琉球国改为琉球藩140周年、日本完成甲午战争准备120周年。上述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都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直接相关。     

东亚需要和平与合作

中日产业界都十分清楚,维护两国和平,对两国利益至关重要。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中日有关各方民间团体相继展开磋商、策划,希望通过40周年的纪念活动,将两国关系更提升一步。去年底,日本首相野田访华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包括40周年纪念议题。今年2月,日中友好     

“地方性”视角的中东路事件——基于地方史料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东路事件前,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地方化"历程与空间上的动态伸缩,使人们逐步形成了"地方"意象和"地方中心主义"观念。其"地方性"表现在"地方"的去政治化、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和社会秩序主导力量等方面的特征。"地方性"视角下的中东路事件,打破了人们既往的"地方意象",降低了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的经济关联与辐射作用,主导地方社会秩序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客观上,起到了去地方性的作用。然而,当时中国一方去殖民地化的努力归于失败,国家主体性在"地方"的创设未能达成,造成了中国政府在"地方"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全部被弱化,并且给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地域造成了极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事件后"地方"的殖民地化程度加深,社会秩序动荡,民众生活陷入困境;苏联的军事进犯,伤害了中苏两国民众的情感,文化交流被阻断,其商业倾销政策阻碍了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动摇了以铁路经济为中心的地方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