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重构与尺度嵌入：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逻辑进路

风险社会背景下,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在适应风险情景与应对高频风险方面非常适配,成为有限治理资源约束下政府进行网络内容风险治理的理性选择。综合工具属性和治理目标的双重考量,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适用于定期主题类、精准锚定类、网络平台类等风险治理场景,但在应用过程中显现出治理效果间歇反复、治理价值难以评判的局限性。基于W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案例分析,实现网络内容风险整体性治理需要消除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弊端。通过跨尺度视角推动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调适转型,协调其与常规化治理的关系;优化中观尺度“风险链”形塑治理向度;引入微观尺度“网络信息生态链”转换治理空间,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     

小马甲大进步

图中显示,江苏省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内,一起盗窃案件正在公开开庭审理.与以往不同的是,被告人是首次不穿马甲而穿便装出庭受审.庭审后,身着保暖衣的被告人对记者说:“穿便装,心理压力小多了.”小小马甲的变化,源于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出,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志的服装出庭受审.     

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

在人格权的基本理论上存在一元论与多元论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模式。一元论认为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人格权 ,它以概括的统一的人格利益为客体 ;多元论认为存在一系列具体的人格权 ,它们以具体的典型的人格利益为客体。一元论在实现概括保护人格利益的同时 ,导致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以及过于依赖司法个案判断 ,多元论能够在克服这些缺陷的同时 ,借助于民法其他制度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中国的人格权立法应该采用多元理论模式。在民法典中采用多元理论模式的人格权立法时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比较合适。     

公民基本权利野视下国家义务的边界

国家义务直接来源于公民基本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然而国家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国家义务以国家权力为运行动力,过度强调国家义务将导致自由丧失殆尽,强调基本权利研究范式转变的同时必须研究国家义务边界。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理性和国家能力决定了国家义务所能达到的最大场域;从基本权利层面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是对国家义务的边界进一步的具体化;从具体法律原则层面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着国家的实然义务边界。然而,确定国家义务边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注意国家义务边界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确定国家义务边界的各种机制应有共同的目标模式,国家保障基本权利应适时。     

问题金融机构国家救助法律边界界定

问题金融机构国家救助法律边界的界定是设定问题金融机构启动国家救助及不同救助方式选择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财务风险条件和系统重要性条件.负有求助责任的机构通过事项确定的、清晰的标准,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流动性及市场风险敏感度等进行评估,并综合考虑金融机构的活跃程度、规模、关联性、可替代性和复杂性等指标,以确立其面临的风险状况及危机程度,据此而作出求助选择.国家救助边界界定应坚持成本最低、显性救助、择优选择和谨慎实施四项基本原则,在救助与破产之间寻求平衡,以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消费者权益.     

国家安全学中的国门安全研究

国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口岸管理中的进出境口岸。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口岸日益成为各国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进出境的唯一合法通道,口岸的主权性、开放性、国际性和国门安全风险源的多样性共同导致了国门安全风险的流动性、跨境性、复杂性和外溢性。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岸管理是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途径。然而,在目前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国门安全仍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当下的国门安全研究滞后于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在响应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存在不足。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宽、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和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国家安全学必须不断拓展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议题。国家安全学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单个领域的国门安全问题,而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空间场域来凝练国门安全的研究议题,并使国家安全学研究朝着巩固研究领域、促进学科构建的方向发展。植根于维护国门安全的现实需求和完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需要的国门安全学,应当成为国家安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物联网安全防护技术体系设计

介绍了物联网安全设计的内容,包括标准的定级对象、设计框架、区域划分等内容,并以第三级为例阐述了物联网安全保护环境的设计要求,供有关人员在实施和贯彻标准时参考。     

知识产权的边界与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的外部边界在哪里?内部边界又怎样划分?知识产权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以及知识产权法内部之间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有,在哪里?如何划分?如果没有,需不需要明确划分?如果需要,为什么?有没有可能划分清楚?如果不需要,又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并且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本文旨在把这些混乱的境况呈现给读者,由此激发大家一起来分析产生这个境况的原因,并探讨改变这一境况的可能之方案以及知识产权未来发展的前景。     

我国代孕的合法化及其边界研究

代孕的出现带来了许多奇特的伦理、法律问题。我国通过部门规章完全禁止代孕的规范模式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综观域外代孕立法例,有限承认其合法性是大势所趋。代孕有正当的权利基础,我国社会公众的态度也较宽容,亲子关系的不确定也可通过法律技术设计予以解决。面对日益广泛的代孕需求,我国应尽快在法律层面承认代孕的合法性,并结合社会伦理对其合法化边界予以确定,设计出更为严谨、细密的规则体系,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印巴边界水资源争端浅析——以《印度河水条约》及其国际水法原则为视角

本文在概括梳理印巴边界历史、印度河流域总况及两国因其产生的水资源纠纷史的基础上,对《印度河水条约》及相关国际水法原则进行重点分析,并总结出相关经验及有益启示,以期对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争端解决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