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描述,明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则是对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     

什么是无效法律行为转换?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作为无效民事行为的救济机制之一,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意思自治,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在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切实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利益,有利于彰显诚实信用原则。     

中国制度好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因为它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显著优势。“好”在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的制度有其不同的优势群体,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关注是不尽相同的。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制度的安排必须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教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并会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     

人工智能犯罪的主体属性及罪刑改革

人工智能犯罪并非"人工智能"本身的犯罪,而是指对人工智能设计、开发、制造、利用过程中"人"的犯罪。要正视人工智能社会化应用中的现实问题,立足刑法的保守性,严格遵守人工智能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完善人工智能犯罪的罪名体系,强化单位的刑事责任,完善刑事责任形式,重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转换。     

科学技术演进与知识论的超越

知识论以自然科学、伦理、艺术、神话、宗教等知识为基础,研究知识的性质、界限、来源和效力等。科学技术作为知识论重要的知识源泉,它的发展历程对知识论的超越具有重要影响。科学技术主客体的变革,不仅彰显知识边界和范围的不断扩展,而且彰显人类从自然和社会禁锢中不断得到解放的历程。科学技术的特质与同时期知识论的性质具有一致性。科学技术获得方法从科学技术领域向社会科学、社会领域不断拓展,成为知识论关注的重要领域。科学技术证实的三个因素即基础的公理、联贯的理论和谐与外在基础,被知识论肢解为基础主义、联贯论和外在主义三种证实理论。科学技术功能的演进与知识论研究目标的演进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科学技术与知识论具有多元关联性、内在逻辑性、相对独立性、历时演进性与共时并存性、科学技术和知识论与其他知识具有融合性等特性。     

试论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中国化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决定者是创造了历史的人民群众。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理念和民本思想中汲取营养,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民主体思想。它贯穿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并成为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的思想引领。新时代的人民主体思想对于举全国各族人民之力于中国梦的实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瞄准民生痛点 为民排忧解难——铜仁市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排查出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223人,已全部劝返复学;检查生产经营主体249家(次),查处农药兽药隐性添加和农产品药残超标等问题36起,销毁问题农产品和假劣农药兽药26.31吨;开展高故障线路巡视1482次,治理线路通道隐患2578处,综合治理供电设备问题3641个。这是铜仁市瞄准民生痛点,为民排忧解难,开展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交出的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