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加强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

一、充分认识加强民生保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途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是安民之基,是保障人民生活的现实需要。就     

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群策谋划国计民生——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侧记

瑞雪骤降“元宵”后，雨过云开“盛会”时。3月15日，当辽沈大地刚刚经历了56年来同期最大的一场暴雪的洗礼，正在浴“雪”奋战时，首都北京却是在经历了一场小雨加雪后，阳光灿烂，碧空如洗。虽然气温有所下降，但“两会”的召开，使春寒料峭的京城无处不激荡着春潮涌动的暖流。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云集北京，共同谋划国家发展的未来。     

试析终身教育的实现形式

终身教育自从它1919年作为一个教育领域中的新概念被提出以来,在将近90年的时光里不断完善与发展,逐渐由理论探讨阶段进入到实践应用的世界。现在各种形式的终身教育的实践在各国正蓬勃的发展,国家法规法令与政策的制定与推广;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学校教育的完善;从社会教育到学习化社会,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实践着终身教育的理念,这些宝贵的经验是我国践行终身教育的有益参考,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它会给全世界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带来更多的好成果。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应为被保险机动车所致道路交通事故中除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保险人"无责赔付"原则不仅于理不通,而且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推行,应改采"有责赔付"原则。为保障受害人能及时获得足额的赔偿,应赋予其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社会救助基金的资金来源应进一步扩大。     

刑法主观主义之生成根基

刑法主观主义生成的根本推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的变迁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伴随社会结构的变迁,犯罪必然呈现出新特征,最终导致刑事犯罪治理策略取向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从而导致刑法主观主义生成并渐趋强势。刑法主观主义并非只是为了作为客观主义的对立面而生成,而是对时代变迁的必然回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不要再买鞋子了”

大学的根本不是盖了多少大楼，也不是拥有了多少大师，而是培养了多少对社会有贡献的学生，教书育人，如此简单的道理在今天却被很多高校出于各种原因给异化了，而这无异于将“购买运动鞋”等同于“体育锻炼”。     

把维护社会稳定当成第一责任

随着各项改革向纵深推进，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进一步调整，社会矛盾增多，特别是项目建设引发的征地拆迁问题、土地矿产等资源配置中引发的权属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与“三大纠纷”相互交织引发的农村群体性矛盾以及弱势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凸现。如何在快速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法的两重性与基本矛盾

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本刊特辟专栏,举办"法哲学研究"笔会,旨在为法哲学或法理学层面的思考者们提供一块交流思想的园地。欢迎广大法学工作者泼墨赴会,也恭盼各界人士不吝赐诲。我们尤其希望从事部门法研究和立法、司法实际工作的同志,献出自己的思想成果。自稿约发出后,陆续收到一些颇具见地的来稿,我们深表谢意。限于本刊篇幅,只能分期登载,同时,也难免遗珠漏玉,敬祈鉴谅。笔会刊发的文章,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欢迎读者展开争鸣。     

主客观阶层不对应问题再探讨:从身份到阶层北大核心

主客观阶层不对应问题由来已久,本研究提出从身份到阶层的路径,并从标准和认同两个角度进行探讨,通过CGSS2013的数据发现,主客观阶层不对应,不仅与低位的身份认同和中低位的阶层认同有关,也与客观分层标准与主观分层标准不对应有关。绝对客观指标更能解释主观身份,而相对客观指标更能解释主观阶层。此外,客观身份通过主观身份间接影响主观阶层,制度结构的调整可以改变身份认同乃至阶层认同。作为客观阶层地位的主观反映,对主客观阶层不对应问题的进一步阐释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国民社会心态的认识,增强社会凝聚力。     

基于Post-ELSI的人工智能政策国际比较与经验镜鉴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受到关注,各国和欧盟均致力于通过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政策形塑人工智能技术,Post-ELSI为人工智能政策的评估提供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因素更全面和细致分析的新思路。本文基于Post-ELSI理论框架,运用NVivo12 plus质性资料的数据分析工具对2016-2020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欧盟等发布的29份人工智能政策,从伦理(安全、隐私、责任等)、法律(确权、监管、算法等)、社会(公正、平等、治理等)三方面进行评估分析。研究发现,在Post-ELSI框架下,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政策具有很大同质性,均将“技术精英”与“技术难民”、“人机协作”与“机器换人”、“对症下药”与“被人工智能评估的人”视为关切利益,但在伦理危机、负责任监管和社会福祉等方面的关注程度与政策措施存在较大差异性。通过镜鉴国际经验,可以为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政策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