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在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中,法规的强行性排除了裁量规范,但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范仍具有强行性。私益保护目的以公私益的划分为基础,构成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要义。援用可能性不同于诉讼可能性,是指受保护的私人可以援用法规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只要法律并未明确排除,即可承认援用可能性的存在。经由布勒保护规范理论所得出的公权具有严格的法规从属性,但也使公权受立法者的宰制。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应对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理论保持警觉,合理地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民事诉权滥用界说

在我国,学界在诉权滥用的概念界定上存在很多分歧,例如,界定诉权滥用是否依据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中是否包括过失、诉权滥用是否包括诉讼权利滥用,以及诉权滥用与恶意诉讼是否为同一概念等。这些分歧不仅带来理论上的困惑,更无法用于指引实践,以厘清合理诉讼与不正当诉讼之间的界限。因此,要研究如何应对诉权滥用,首先应当澄清概念分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种类、数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指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限定涉及个人隐私、被侵犯后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的信息,司法审查其范围、种类、数量应当严格遵循以下标准:依法公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相关负责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财产信息、交易信息等敏感信息的认定应按照信息本身的属性并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故意、用途等综合判断认定。     

论信仰方式与信仰心态的内外在逻辑关系

信仰方式和信仰心态实际上都是信仰主体对某一信仰的具体态度。信仰方式包括理论确认、情感体验和行为追求,信仰心态包括信仰认知、信仰情感和信仰意志。本文主要探讨了信仰方式和信仰心态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之间的外在逻辑关系。     

核心价值观建设与社会心态调适

社会心态是弥散、浮动于社会或群体中的、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基调性的社会心理体验和行为反应倾向,是社会心理对当下之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即时回应。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是特定社会心态的客观根源,而社会中通行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从社会成员客观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到社会心态的中介转换器。怨恨、疑忌、冷漠、暴戾、投机、浮躁、焦虑、迷茫、自我弱势想象等社会心态的蔓延,既显露了我国社会制度、结构层面的失衡与裂痕,也表征了核心价值观某种程度的缺席。要重塑核心价值观,并使其真正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认同,这种价值观必须最大程度地反映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共通的利益。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多元的时代中,这种共同、共通利益的现实基础,也即在分化中维系着整合、在彼此的殊异中保留着一致的共同社会存在形态,就是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公民身份。     

近期城市中产阶层社会心态考察——基于杭州市的调查

社会心态是社会舆情的心理基础,以动态而弥散的方式影响着舆情走向,左右着舆情的色彩基调,而舆情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心态的一种折射。通过对杭州市中产阶层社会心态的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当前城市中产阶层存在的一些心态问题。而为了优化城市中产阶层社会心态,首先必须优化"社会生态",其次则要优化舆论环境,强化对城市中产阶层社会心态的引导与疏导。     

从中西学关系看费孝通“扩展学科界限”思想

处理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构成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早年费孝通借鉴西学之人类学的功能方法,践行学术"救中国"之路;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以来,费孝通基本还是秉持源自西学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实现"志在富民"的学术旨趣。将西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种工具取向,其内在的精神层面则往往被忽视,如学术的"求真"意志。如此,西学在中国背景下蜕化为"学以致用"的功用器具。在从事社会学的早期阶段,传统"中学"之内容又常被费孝通所轻视,他急于走出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从实求知"路径。晚年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之问题,做了纲领性的反思。他从"心"的研究入手,意在突破社会学的实证传统,并在坚守社会学学科规训的基础上做古今中西融合、开放社会科学的努力,或可为突破社会学困境提供一条路径。     

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培育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社会心态,是当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又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客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失衡的成因与社会影响,积极营造优化社会心态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少年手机依赖与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1031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手机依赖高低分组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显著(F=0.059、4.639,均P0.01);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各项指标呈显著负相关(r=-0.111~-0.173,r=-0.283~-0.311,均P0.01),寻求意义感与手机依赖各项指标偏相关显著(r=0.080~0.116,P0.05);生命意义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160,P0.01);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是手机依赖的有效预测因素,主观幸福感在生命意义感与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手机依赖与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生命意义感不仅与手机依赖直接相关,还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手机依赖。     

生活水平到生活质量的历史演进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真正提高。党和政府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民的主观生活感受，更加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且把人民生活幸福上升为国家梦想。从生活水平到生活质量的历史演进过程，实质上反映的是人民对发展的新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必然在实践中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发展质量、发展效益的提高，最终引领中国成为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