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研究

实行过限是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实行过限行为在实践中比较常见,这直接涉及共犯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通过探讨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可以认为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是通过实质现象判断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否超出了共同故意的内容。     

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的界定

当今社会中,交通肇事案件频发,社会问题的多变以及道路交通的进步使得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交通肇事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自首制度的适用以及公共交通道路的认定、本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定问题。本文以真实案例为例,阐述了上述问题。对交通肇事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有一定的意义。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之路的探析

目前,选择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国家类型划分标准也各有不同。诉讼类型法定化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和技术上的操作可能性,同样,弊端也凸显,当事人案件无法对应纳入法定诉讼类型时,其寻求救济的途径就会受阻。我国未将行政诉讼类型法定化,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具有独特的中国法治特色。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研究重点应当是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司法解释中关于各类判决方式的法定适用条款加以丰富后,形成阶段性的司法成果,再将之及时转变为正式性立法。     

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

将主观要素列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基础,是导致社会危害性概念受到学者们诟病的主要原因。从德、日等国的情况来看,主观违法要素已经受到猛烈批判。在我国刑法学中,将主观要素作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基础,不仅背离了我国刑法所坚持的客观主义刑法观,还导致了刑法理论上的混乱。     

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与例外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是司法文明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案件中只要有疑问,就必然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裁决。“存疑”只是对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的合理疑问。择一认定和未必的故意是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例外。     

现代刑事司法和解精神的基础

刑罚是一柄双刃剑,它是维护法治、实现公平正义的利器,同时如果适用不当,不分轻重,动辄得咎,并不一定能收到好的社会效果。随着国内人民内部矛盾高发期的出现,相邻、亲属之间因琐事偶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也逐渐增多,用犯罪化、刑罚化的手段处理这些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犯罪,不仅不利于刑事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如此,刑事和解的理论应运而生。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目前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了法学界的热烈探讨和司法界的积极探索。本期选登的文章结合理论与实践,对现代刑事司法和解的精神基础进行了阐述,同时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从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故意轻伤害案件入手,探索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构建政府信用与公共责任

一、政府信用的内在涵义政府信用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社会管理、服务等活动中能够履行契约而取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主要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国家行政机关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与个人、企业     

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世界各国的刑法大都规定了未遂犯,未遂犯为何遭受处罚即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则是中外刑法学者期望解开的谜团.为解开这个谜团,大陆法系出现了主观的未遂论、客观的未遂论和折中的未遂论的理论对立.主观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实现犯罪的行为者的意思或性格的危险性的外部表现.客观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惹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客观危险性.折中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折中的未遂论应是我国刑法中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要在干中“创” 莫在评时“争”

当前,创先争优活动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一大批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在活动中脱颖而出,受到了隆重表彰。但有少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如何争创先进和优秀上,存在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有的讲起成绩来＂星光闪闪＂,谈起不足来＂星星点点＂,甚至故意夸大成绩,掩盖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