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警校生毕业实习的几个主观要素

毕业实习是警校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塑造合格毕业生的最后一个实践性环节,虽然它只是学习时空环境和学习方法的改变,却为警校生提供了一个检验知识、施展才华、考验身心的大好机会,对强化学生公安社会意识、锻炼警校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对实现理论和实际、知识与能力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公安警察院校教育培养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早在 1979年刑法第 14 7条中就规定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 1997年又对本罪主体进行了适当调整 ,将其进一步缩小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发生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更多地要依赖于各种文化间本身的调和来解决 ,而并非是依靠外在强力的压制 ,从而单纯地变为谁服从谁的问题。因此作为国家调控社会最后采用的手段———刑法而言 ,适用范围是十分狭小的 ,相关研究也未有太大的突破。笔者拟从本罪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三个构成要件出发作一分析。     

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适用限制

自《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生效以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的焦点。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仅适用于私益侵权诉讼领域,公益诉讼不宜适用。在我国,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应定位为公法上的客观诉讼,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应遵循私法上损害扩张的逻辑,定位为私法上的准客观诉讼与纯客观诉讼混合的特殊诉讼类型。是否能够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对诉讼利益的类型进行甄别,在个案中进行判断。在刑事附带民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应禁止适用;在民事案件中,“纯生态损害”部分,因其发生了私益与公益的混同,属于复合型利益,不能适用;对于仅判处“主观的、集体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生态环境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部分,因其已具有惩罚功能,与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呈现同质化,不能适用;对于修复服务功能丧失的损失赔偿,需判断是仅为填补功能还是填补与惩罚功能并存,在已包含惩罚功能的情况下,不能适用。因此,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适用的空间非常有限。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论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基本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是教育者在教育实施过程中,为实现特定教育目的,解决教育过程各种矛盾而采用的工作方法。它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主观世界发生联系和作用的纽带,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实现教育要求与内容向教育对象思想转化与过渡的桥和船。教育者必须凭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这个中介要素,     

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法律问题

当今形势下大学生就业时所面临的一些涉及法律的问题,如大学生应聘时的陷阱和性别歧视等问题层出不穷,探讨帮助大学生成功就业的途径和措施十分必要。     

洗钱罪的司法认定难点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入罪的立法发展,对我国惩治洗钱罪的司法认定产生巨大的冲击。对于法定七类上游犯罪的认定,直接关系到洗钱罪的适用范围,不应仅局限于典型个罪,还需要从实质的广义角度来把握,否则会人为地缩小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圈,不必要地限制本罪的打击“半径”。作为洗钱的行为对象,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指行为人实施法定的上游犯罪活动而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取的任何资产或者财产性利益。对于洗钱的客观行为,应立足于洗钱的本质特征和罪质构造来认识,并且坚守“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红线,防止不适当地扩大洗钱罪的适用范围。关于提供资金账户的洗钱方式,从刑事立法的实然规定和刑法教义学出发,只适用于“他洗钱”模式,而不适用“自洗钱”情形。同时,为了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立场,司法机关依然需要认定洗钱行为人具备主观认识。对于“为掩饰、隐瞒”的立法术语,应理解为洗钱罪的客观构成要素,而不是目的犯之表述。     

试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意识

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呼唤正义、倡导见义勇为的今天,正当防卫制度尤为社会公众所关注。主观条件是正当防卫的重要构成条件之一,正当防卫主观意识、变化了的防卫意识可以导致防卫过当。我们应采取措施培养公民形成正当防卫意识,从而达到使公民充分行使正当防卫权,有效、及时地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     

日据大连时期“关东州”方面委员制度探析

方面委员制度是日据“关东州”时期关东厅于1930年12月在大连设立的。主要工作是针对辖区内的贫困者进行调查，并开展保护救济，是所谓“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样的福祉对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真正享受到的。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刍议

被营销学称为"金字塔诈骗"的传销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七)》中得到单列化的规定,这标志着刑法对这种行为的调整已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一、刑法确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背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传销这种不法行为进入中国,造成的危害后果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由于这种不法行为泛滥成灾,不仅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殃及无数的痴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