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归属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的研究

学界围绕上访、抗争政治和群体性事件而对非传统政治参与的研究逐渐升温,但关于其发生机制的具体影响因素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假设社会组织归属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使用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国大陆数据提供经验支持,主要采用列联表的研究方法,并基于意愿和行动的不一致两个指标将非传统政治参与具体分为非传统政治参与倾向和非传统政治参与行动等两个维度分别予以研究。统计结果发现,社会组织归属与非传统政治参与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社会组织成员无论在非传统政治参与的意愿和现实行动方面都高于非组织成员。     

民事公益诉讼视野下格式条款之司法规制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将格式条款争议确认为公益诉讼适用对象。该诉讼机制因不受"主观权利"和"意思自治"的束缚,而在规制格式条款方面具有"提升程序启动频率""扩大个案裁判辐射面"等独特优势。然上述突破并未获得相关实体法的及时策应,由此衍生出"格式条款无效溯及力困惑"。建议将《民法总则》第155条修改为"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就民事公益诉讼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并在以《合同法》第40条为代表的格式条款无效规范原有内容中增加"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所作无效判决无溯及力"的表述。     

证明责任的概念——实务与理论的背离

对证明责任的解释有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之分.尽管客观证明责任在我国理论界已经一统天下,但实务界在使用证明责任这一概念时,几乎都是从主观证明责任的含义上使用.主观证明责任从当事人的角度说明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从法院裁判的视角解析证明责任,将证明责任定性为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的裁判规则.客观证明责任揭示了该制度的本质,但主观证明责任对该制度的说明简单明了,客观证明责任则复杂、曲折,这是立法、司法解释、裁判文书无法使用客观证明责任概念的原因.主观证明责任在诉讼实务中的适用率远远超过客观证明责任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主观心理状态的查明——以程序性争议的处理为分析对象

当事人实施某项诉讼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民事诉讼中解决部分程序性争议的关键和难点之所在.鉴于当事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内在性、复杂性和难以直接判断性,常规的证明方法已难以在此类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主观心理状态的查明具有区别于对一般案件事实查明的特殊性,为此创设符合其产生原因和表现规律的新型证明方法是有效处理该类纠纷的方案之所在.在当事人主张自己的主观意思表示受到法院审判行为的不正当干预时,其应首先对审判行为不正当进行顺向疏明,然后再由法院对审判行为的正当性进行逆向证明.在司法机关依职权查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时,其应在一定的证明标准之下,根据相关行为的间接证据对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推定.     

地方政府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研究——以CSS2013调查数据为例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反腐败工作。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反腐败社会效应引人关注。通过将地方政府的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操作化为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党政干部信任、官民关系四个指标,以CSS2013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是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不断上升,二是地方政府反腐败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公众对党政干部的信任程度会越高;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官民的冲突性会随之下降。     

国家的主观公权利——针对主观公权利的探讨

主观公权利一直被用以指称公民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非自始如此,其最初被创设时是作为＂整体的公法权利＂而包含了公法上所有的权利类型,国家的主观公权也是其重要构成。但伴随这一概念的学理演进,国家的主观公权却被彻底排除,主观公权利的范围也日渐限缩。范围的限缩也使这一概念的作用价值在德国公法中被渐次...     

供给侧“链式改革”

供给侧改革需要在改革方法论上有所突破。长期以来,条块分割体制下“条条”和“块块”各自出台改革措施,这种碎片化的改革模式阻碍了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系统性改革。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一般体现为某一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矛盾,当前供给侧存在的体制问题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改革应当摒弃“点式改革”思路,将不完全市场产业链改造为市场化产业链,即“链式改革”,这将有助于打破供给抑制、促进供给创新、化解供需矛盾。     

错误制度之比较研究——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下称PICC)、台湾和大陆规范为中心

民法上的错误制度同时涉及到私法自治、信赖保护及保护交易安全三大原则,在理论上极有研究价值。就我国现行错误制度来看,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大陆法系理论,但在继受的内容上由于是不完全引入导致存在一定的概念模糊、体系混乱等弊端,使得实践操作中存有诸多缺陷。随着交易类型和交易主体的多样化,实践中对法条的完整性和操作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文将以PICC、台湾以及大陆地区错误制度作为切入点,并对三者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辨明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理论价值与缺陷,并为构建我国民法中的错误制度获取宝贵经验。     

隙某构成挪用公款罪

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就是对于复杂的事物,关键在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带给我们启发,即对一个纷繁复杂的刑事案件,面对复杂的证据事实和法律关系,只要抓住了案件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会拨开重重迷蒙,发现案件的本质。本案中,隙某作为犯意提起者、主要行为实施者、非法利益取得者以及特定身份具备者,在案件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因而,本案的主要矛盾是对隙某行为性质的认定,即对隙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认定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则在于对隙某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理解和适用。有了对隙某行为性质的准确认定,认定周某、高某的行为性质就水到渠成了。     

崇尚神秘力量的文化根源

部分官员迷信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从逻辑递进关系上考虑,官员"迷信"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消极影响,二是信仰危机,三是对失去既得利益的恐惧。这三点,从历史文化渊源、现实背景和个人利益三个方面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而部分官员面对历史的争论、文化的传承、价值的失范和个人利益的得失,陷入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科学精神缺失,文化传统错位,步入迷信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