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诉讼的法理性透视

现代社会的诉讼制度设计根据社会冲突的性质可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这三大诉讼在程序设计上有着共通的法理 ,即公正与衡平。文章从程序结构法理以及程序运作法理这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随后 ,本文通过对诉讼中引入“合意机制”的思考 ,对现代诉讼的价值导向进行了反思 ,指出弘扬个体自治的深远意义。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相对人抵抗权问题探讨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是行政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行政行为公定力、强制性等因素与无效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基于无效理论而产生的抵抗权问题。文章认为,无效行为理论虽然在行政法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以此为正当性基础的相对人抵抗权的实际行使需要通过行政法上制度化的努力方能得以落实。     

乡土文学的“大题目“:略论20年代乡土文学对鲁迅的继承

２０年代乡土小说主流地位的确立和基本特征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紧紧抓住了改造国民性文化批判的大题目。这个大题目的抓取和展开是在鲁迅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表现于题材和主题的转换,文化视界的拓展,国民心态的揭示,民俗文化的批判等四个方面。     

论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

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是"实践之法理",是证成法律人工智能实践之正当性的理据,它反映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相融合以揭示法律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是"法外之理"的又一阐释。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逻辑在于辩护和证成,其价值不仅为法律人工智能提供法理解释和学理支撑,还在于规范和引导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律融合人工智能有其天然条件,探究其蕴含之法理是法律融合科技之法理的新命题,法理形式理性是辩护法律人工智能之法理的本质特征。法理之要义应在于指导人工智能理解和遵循立法及司法规律,符合法律任务的特征,满足法律实践的需求,定位和发挥"辅助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     

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深层解构--一个多维视野下的范式和悖论

由于诸多的原因,关于腐败的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廓清,对其中一些实质性问题,尤其缺乏实证的研究和深层的探讨。学界似乎因为腐败问题的“马肝式”因素而陷入了一个人为的无知之幕,①这是一个行为选择偏离认知理性的悖论。理论理性的缺席与我国目前腐败发展的严峻形势和腐败控制的迫切需要极不相称,也是人们对腐败问题出现认识偏差以及腐败控制效能阙如的重要原因。笔者拟从政治、法律、社会等多维视角入手,对我国腐败问题作一粗浅的证伪和求解。     

论税收的民事保护

税收是以民事主体的经济活动为对象课赋和征收的,此类经济活动首先应为民商法所规律,因此,税收与民事法律密切相关。从公法的角度,结合私法的理念,以“公法之债”、税收优先权、税收代位权、税收撤销权和税收担保制度为切入点,对税收的民事保护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对我国的税收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刑罚内在逻辑结构与功能的规范解析——兼论数罪并罚的刑罚缩减机理

以传统的刑罚功能论(报应论)和刑罚目的论(预防论)为基础,指出刑罚在内在逻辑性上包含着客观性的及主观(主体)性的构成要素;前者在逻辑上以行为恶性为施加对象,主要承担普遍而基本的报应职能,并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可称为客观报应之刑或一般预防之刑,后者在逻辑上以主观恶性为施加对象,承担个性化且可增减的报应职能,但主要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可称为主观报应之刑或特殊预防之刑。根据刑罚的这种二元逻辑结构,初步设计出量刑的数理模型,科学地揭示了各种刑罚制度尤其是数罪并罚刑罚缩减的内在机理,并可为量刑的统一提供理论指导。     

重大公共危机情境下治理效能：注意力分配转移的关键作用

地方干部是理解我国行政系统运转的基础,他们的行为深受行政系统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疫情早期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行政系统功能不彰,可从三个层面理解：面临制度间隙与危机情景,地方干部热衷承担过程性责任,规避结果性责任;传统激励机制惯性牵扯了突变情境新激励机制的效果;行政系统“死机”与疫情信息“黑洞”并存。面临这些挑战,最高决策层通过权力权威、激励与资源配置三种制度化方式引导干部群体注意力分配,有效推动行政系统由“多任务”转变为“危机处理”。结果显示,我国迅速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推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浅述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思路

功利主义在现代道德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却无法解决,罗尔斯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之相抗衡,这个正义理论是通过虚拟和抽象推理证明出来的,是原初状态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人们共同选择的有关构建社会基本结构的理论,试图达到一个平等乃至平均的结果以代替功利主义.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研究

除名制度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制度价值包括维护公司资本的真实、惩罚股东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维护股东间的信任与公司秩序以及实现公司的个性化自治。股东除名的适用情形来自于三个方面的界定,一是公司立法规定严重的瑕疵出资等公认的适用情形,二是公司章程关于除名事由的特别规定,三是将概括的重大事由作为有弹性的适用情形,留给司法的有弹性的适用。由于股东除名涉及公司多个利害关系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等多重利益关系的变动,因而需要建立严谨的除名程序与诉讼救济措施,以防止股东除名制度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