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选举制度与代议制民主的效能分析——以民意代表性和统治有效性为视角

代议制民主具有两种基本的效能:一是民意代表性,二是统治的有效性。英国的选举制度增强了政府的稳定性和统治的有效性,却减少了民意代表性,基本上保证了获胜的政党对主要反对党拥有较大的优势。政治家们在追求政府稳定性和统治有效性的同时,应该尽量避免损害民意代表性。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实践逻辑来看,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仍然存在法制保障原则化、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割裂化以及权利保障象征化的窘境。在法治保障视角下,一是要通过完善制度供给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整体设计;二是通过数字赋能链接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扁平化;三是通过平台赋能“数字协同”强化权利保障,以期达到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视角分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推进乡村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思维、新模式。当前,作为国家基层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治理空间呈现出高度空心化、碎片化、异质化,面临着相对复杂的治理任务。如何以新生的治理要素重塑乡村治理秩序,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因此,以乡村治理中的新乡贤为研究视角,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善治根源、角色定位、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和治理路径,对于优化当下乡村治理资源、培育乡风文明、化解乡村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诉源治理的定位、困境与出路

诉源治理的重点在基层,人民法庭贴近人民群众,参与诉源治理具有天然优势,是乡村诉源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与政府等主体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参与诉源治理。在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乡村纠纷化解难度大、复合型的乡村法官短缺以及诉源治理合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将治理理念融入司法裁判、协调人民法庭和其他主体的关系、加强智慧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及加大立法供给等方式来提升诉源治理的成效。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

乡村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和亮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绝大多数乡村有条件、有市场顺应国际国内旅游业发展的潮流发展乡村旅游。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乡村旅游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应把握好乡村旅游的开发原则,探索其开发的有效途径,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发展与全面和谐。     

19世纪越南北部平原乡村的行政组织结构与运作

19世纪越南北部乡村的基层行政组织分为总—里—甲三级。这种结构有其自身独特的发生机制,它既扎根于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传统,又与19世纪阮朝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总”是越南古代独有的一种基层行政组织,阮朝的社村一直处在王权下行和地方精英权威的张力之中,王权下行的举措主要是“总”的大规模推行。总—里—甲组织相应的头领分别是正总、里长和甲长,通过这种安排,阮朝的政府权力由中心向周边、上层向下层扩展,这种组织架构是阮朝权力下行和细化的过程,也是维持乡村自治传统的一种手段。除了总—里—甲这种职役组织外,还存在以家族为代表的祭祀组织和以“豪目会同”为代表的社区组织。如果说祭祀、职役组织的功能较为单一,那么社区组织则具有等级实践、层序展现、贯通控制等多重属性。阮朝的基层行政是多种力量合力共治的结果,政府对基层地区没有进行整齐划一的管控,这固然起到了维持传统、尊重故俗的效果,但反过来看,也可能导致基层地区矛盾丛生。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作为持剑者,关键是如何在经制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找到平衡。19世纪后期法国控制北圻之后,开始谋求更深刻地插手乡村,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补齐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短板,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基础支撑的两大国家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统一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及其历史视域之中。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建设农业强国面临农业增长方式不优、科技创新支撑不强、农业农村支持政策体系有待完善等共同难题和挑战,可以从健全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市场化与科技双轮驱动、创新农业农村制度体系等方面着手解决。     

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数字要素和信息技术为乡村产业、生活、治理以及人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巨大变革。数字经济助推农业现代化发展;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赋能;数字化服务促使乡村生活现代化;数字素养助力实现人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对数据要素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低估与轻视限制了其作用的释放;农民数字素养不能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求;乡村数字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尚不成熟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数字乡村的建设。针对困境和不足要坚持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以实现农业现代化;深度挖掘数据要素的社会价值,以实现治理现代化;推进传统农民向“新农人”转型,以实现人的现代化。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30年：重建、发展与挑战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于1990年6月。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禁止了俄共的活动,由此引发“苏共案”。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对“苏共案”做出裁决,俄共解禁。1993年,俄共恢复重建,成为合法政党。自此,俄共以体制内反对派身份开启议会生涯,一度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实现了组织复兴。普京上台后,进行政党制改革,加强对议会的控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分化、打压俄共。俄共步入低谷,失去了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位置。俄共做出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并逐渐发展定型。在近三届杜马选举中,其得票率波动回升,长期稳居国家杜马第二大党。总体而言,俄共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当局。在有限生存空间内,俄共长期稳居议会第二大党的关键在于自身。在诸多属性中,反对派立场相对不稳定,是影响其得票率的重要变量。俄共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与当局趋同,削弱了其反对派政党底色。应对地缘政治事件的战略风险以及长期存在的自身局限是俄共面临的双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