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中事实认定的确定性与认知的局限性

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人类的知识范畴和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人们所认识的真理也是相对的,因此,被认识的真理仅仅是一种对事物的相对合理性的发现。在诉讼证明理论中,其核心问题正是通过法律制度的     

民事审判中的事实推定研究

事实推定作为司法证明一种重要的辅助性方法,在特定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推定的三个要素有不同的要求,除基础事实、推定事实以外,二者的关联性、同时也是推定的根据之一,即生活经验,决定了事实推定的或然性与主观性,为免滥用,应对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和规则作严格的规制。遵循五项规则、准确运用生活经验和公共政策进行推定,有助于克服事实推定的局限性。     

刑事证明对象理论的反思与重塑

我国传统的刑事证明对象理论仅在“证据—证明”的简单逻辑关系中研究需要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且以自然事实划定证明对象范围,所以产生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发挥证明对象的实质性功能,应当将刑事证明对象理论置于“要件事实—证明责任”的逻辑关系之中,在证明的起点以要件事实厘清证明对象的范围,在证明的终点将证明对象与证明责任紧密相连,如此方能消除证明对象范围的混乱,澄清对证明责任的误解,促进法官裁判路径的合理化。因此,证明对象包括犯罪构成要件事实、量刑要件事实、程序法要件事实、证据法要件事实,非要件事实并非证明对象。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不受控辩双方诉讼主张的限制,因此诉讼主张与证明对象在诉讼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偏离。证明责任是证明对象的归宿,对于各类证明对象,要由法律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举证便利、可能性、经济性、刑事政策等多种因素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是针对证明对象的认知标准,所以不能将证明标准用于对自然事实的衡量。     

浅论刑法中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

事实认识错误一直是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所关注的焦点,在检察院的刑法案件中也经常遇到.然而我国刑法在这方面少有研究.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是事实认识错误中相关理论争议的焦点,主要存在法定符合说和抽象符合说两种观点的争论.本文指出这两种观点的的处理结果有很大的差异,值得深入的研究.     

比较教育中的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

比较教育既需要科学的解释,也需要人文的理解。前者是对比较教育中的事实现状、发生的原因进行探寻,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后者是研究与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关联的教育民族性,对各国教育文化的差异性作阐释性理解,理解的目的在于把握它们的"意义"。理解的类型有诠释性理解、直接观察理解、拟情似的再体验理解等。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历史研究部分既有解释,也有理解。     

当然解释的依据与思维进路

当然解释的规则通常总结为举重以明轻或举轻以明重。轻重比较的依据和理由应是依据立法目的、法理和事理作出的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否定性评价。法律明文规定处罚一个被否定性评价的事实,另一个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被更重地否定性评价的事实更应处罚;一个法律明文规定被否定性评价的事实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另一个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被更轻地否定性评价的事实更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当然解释是对事实而非法律后果的解释。适用当然解释首先要准确界定待决事实与基准事实,其次对待决事实与基准事实作出否定性评价,最后进行比较,得出能否进行当然解释的结论。当然解释要借助于解释对象之外的大量信息,是立体的、三维的解释方法。     

法律面前无所谓强者、弱者

正最近,"山东东平女生被性侵"案不断发酵。媒体报道中的"未成年少女"、"开宝马车的地痞"、"警察称市里打过招呼难办"等字眼,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当事双方的"强势与弱势"与若干起同类事件一样,再次引发标签化思维和法治思维的碰撞。权贵人士违法时利用手中权、囊中财为自己"解套"确有发生,于是,人们痛恨"强势"群体、同情"弱势"群体并产生"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刻板偏见以及"仇官"、"仇富"心理。但是,离开事实依据和法律界定,简单用"强势"和"弱势"的标签论是非、定轻重,只会动摇法律刚性,损害法制权威。     

法院之"水"要至清至澈

正现实告诉我们,单纯依靠"人的因素"或"体制因素",难以消除审判队伍中的腐败行为。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既建好"外防",完善惩防体系;又筑好"内防",构建起人性化的引导和约束机制,让法官不敢腐败,不愿腐败,不能腐败,才能让"水"至清至澈。建立和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宁波中院通过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促     

汇聚民意 关注民生——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分别召开代表座谈会

正6月16日至7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副主任钟燕群、姜斯宪、蔡达峰、郑惠强、吴汉民、洪浩、薛潮,分别召开市人大代表座谈会,听取对上半年"一府两院"及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将要召开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做准备。     

“事实劳动关系”类型化研究

事实劳动关系在性质上属于无效劳动关系的范围,实践中将其剥离无效劳动合同而冠以事实劳动关系的称谓。事实劳动关系因其立法的零散而没有统一的类型化标准体系,对劳动者保护有欠缺。故以类型化为切入点,试图建立明确、客观的事实劳动关系标准体系,即可能性标准、必要性标准与边界性标准。进而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及其他类型的"事实劳动关系"纳入判断体系,确立保护型、谨慎对待型和一般禁止型三种具体类型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