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之严格责任原则

严格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一项重要的归责原则,对于保护受害人、控制风险起着重要的作用。严格原则不以行为人的过错为要件,也不以行为人的行为违法为归责的原因,只要其行为或其所管理的人或物损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除非有法定的免责事由,都要承担侵衩责任。     

对“文本”的扬弃：WTO条约解释方法的一种修正——以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解释为分析起点

＂文本主义＂是WTO上诉机构所倚重的条约解释方法,这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在适用于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解释时,可能会产生增加WTO成员在《WTO协定》项下义务的负面效果。因此,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的解释中有必要引入单个缔约国意图的解释因素。此外,鉴于《WTO协定》文本并不完美,存在着＂空白＂之处,在特定情形中有必要引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之外的条约解释习惯规则,＂遇有疑义,从宽解释＂即为适例。     

行动中的法对我国司法改革的意义

现实主义法学的理论,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更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我们必须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现实主义法学的理论,批判的继承,善用其理论精髓,只有这样,才能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公正权威的司法体制。     

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研究——以刑事实体控制为视角

在赋予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必须对之予以控制,这已经成为共识。为达致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与衡平,很有必要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从实体控制的角度进行深层次探究。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实体控制包括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中的控制两个方面。在认定事实中的控制上,主要涉及的是自由心证和刑事推定的问题;法律适用中的控制则可以从定罪及量刑两个层面进行把握。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误区与对策——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就公诉案件而言,如果片面地将该条文理解为人民检察院承担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将陷入认识误区。应该从举证责任性质以及待证事实分类两个方面去重新解读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内容,并借助于适当配套机制去缓解实践中因举证责任分配所带来的证明困境。     

试析马克思哲学中事实和价值的统一

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自休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西方哲学家们虽然做过很多努力,但却一直没有走出事实和价值分离的困境。如何实现这二者的统一,是所有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而在马克思那里,至少在其哲学的基础和目的,即实践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两个层面上实现了统一,并且这种统一脱离了以往的黑格尔式的统一,是在现实中的历史地、具体地统一     

单位设立不成功后的劳动责任承担主体

【裁判要旨】设立中的单位属于用工主体,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一旦设立不成功,则不具备成立劳动关系的要件,劳动者与发起人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并按此关系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我国学界对于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概念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通过审视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单独性”、“直接性”,可以发现“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决定了直接证据不可能不经过涵摄或解释的过程而直接与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案件事实”中的主观状态、意思表示要素,也无法被证据“直接”、“单独”地证明。因此,现有的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为标准,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思路注定是失败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必须另辟蹊径。     

简易程序修改:检察公诉工作如何应变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3月14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等多方面都有创新,其中关于简易程序的修改更是一大亮点,修改后的简易程序在关注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同时,对检察资源的科学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进一步明确适用简易程序的工作方向,把握重点环节,切实做好适用简易程序公诉工作,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对检察机关贯彻实施新刑诉法中有关简易程序规定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误认之预防机制研究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的误认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间接损害着整个诉讼制度的正当性,甚至成为影响我国当下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误认预防机制的研究便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要建构有效的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误认预防机制,应当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保障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理性思维进路的有序进行;二是有效导控裁判者非理性因素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三是完善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外在程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