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环境与社会保障政策之检思——以磋商程序与问责机制为重点

亚投行于2015年9月公布了《环境与社会框架草案》,并同部分利益关联方进行了首轮磋商.民间环境与社会保障组织对草案的磋商程序与实质内容提出了大量专业、详细且中肯的意见与建议,指出首轮磋商程序存在时间安排过短、磋商方式过于粗糙、参会利益关联方范围过窄等问题.其后亚投行于2016年2月26日公布了正式的《环境与社会框架》.相较于草案,其对申诉机制的规定有重要改进,但依然欠缺问责机制的具体规定.在今后的磋商程序中,亚投行应挑选边缘利益关联方代表参与磋商会议并延长磋商时间,精化《环境与社会框架》用词以明确银行的作为义务,订立更加细致的人权标准的适用规范,并在现有申诉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其问责性.     

"三网融合"著作权案件梳理与问题分析

"三网融合"作为新的传播技术和营利模式,带来了复杂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在"三网融合"的技术背景下,判定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仍应坚持《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标准.总结涉"三网融合"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审判经验,对因手机上网提供Wap搜索转码服务、因互联网电视机传播侵权影视作品、因提供连接互联网与电视机之视频播放器或电视机顶盒传播侵权影视作品、因IPTV互联网电视传播侵权影视作品而引发的著作权案件进行裁判规则梳理.对审理"三网融合"案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回看"服务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的范畴,IPTV业务是两个以上经营主体的共同业务,并以此定性来裁判相应的著作权侵权案件.     

把供销社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专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成员、副主任杨武秀

正中央从"三农"工作的全局出发,认为农业农村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中国特色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要求供销合作社在这方面成为党和政府抓得住、用得上的为农服务骨干力量。今年8月10日,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中央《决定》)精神,对今后五年深化我省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

从生物学共生概念的提出到经济学共生理论的诞生,共生的应用领域不断延展。共生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也具有适用性,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属于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带来了社会组织行政化、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缺失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共生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是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是两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健全协商民主工作机制的思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在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协商民主的实效并非尽如人意。它不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协商民主的工作机制出现了问题。为此,必须尽快确立健全协商民主工作机制的原则,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现实社会环境,考虑对目前已经运行的工作机制进行功能调整,同时着力建立三大工作机制。     

检察系统司法责任制改革构想

检察改革应当充分考虑检察权能的特殊属性,遵循检察权运行规律。员额检察官的选任应充分考虑地域特点,合理定位非员额检察官的办案身份,建立符合司法专业化、职业化要求的检察官员额制度。要围绕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从办案组织设置、员额检察官配备、部门负责人岗位职责、检察权运行机制、权力清单五个方面建立符合检察权运行规律的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同时,要协调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司法公开、强化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等配套改革。     

创新进取 努力实现新常态下又好又快发展

按照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的要求,2015年,山西国资国企改革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全力以赴稳增长。国有企业经济增长要与全省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企业地位作用相适应。省属企业要确保实现工业增加值增幅6.2%以上;利润增幅不低于10%。各市国资委也要结合地方实际,合理制定明年保增长目标。一要注重提高经营绩效。省国资委要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指标的跟踪监测;强化和完善考核激     

王儒林: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干部

第一,把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清醒认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切实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严落实"两个责任",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狠刹"四风"、打黑除恶的高压态势,深入实施"六权治本",坚定不移推进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第二,深入实施"三个一批",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     

南海争端解决:南海仲裁案的法律解读及政治意义

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端一直悬而未决。寻求最佳的和平解决路径,一向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的思路包括外交谈判、共同开发、信任措施建设等。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的仲裁程序掀起了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南海适用性问题的辩论热潮。南海仲裁案的程序和实体问题、法律内涵、政治意义,后仲裁时代南海问题的发展走向以及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都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解读《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内涵及特点,分析南海各争端方对第三方强制解决机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海洋争端解决方面的国家实践,比较菲律宾和中国对争端解决的政治立场和法律观点,以及中美两国有关南海问题的战略和政策考量,从法律和政治角度评估仲裁案在解决南海争端上的有效性和影响。《公约》的强制解决机制在国际法及争端解决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南海复杂的政治背景及多层次法律难题交织的困境下,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强制仲裁程序无助于两国争端的解决。反之,仲裁案开启以来的南海形势充满了更多、更严峻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选择一个既符合南海各争端国利益及法律文化,又能满足各利益攸关方合法关切的争端管理或解决机制,应重新回到各国决策者的优先议程上来。     

基于STS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动力机制探究

文章试图运用STS工具来分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动力机制。其中,阐述了创新创业教育动力机制的内涵以及STS的相关理论基础,探讨了创新创业教育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三个维度的目标体系,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在STS视角下的内外驱动力,总结出创新创业教育的整体动力机制,进而明确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我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促进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