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的司法信息公开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示范法院”为对象

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3〕26号)的实施为标志,司法信息的网络公开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司法公开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增强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各地人民法院按照司法公开的六项内容和标准,采取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创新方式,以适应司法公开的现实需求。本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100所示范法院(包括高级、中级、专门和基层人民法院)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情况,分析比较了各地平台模式的差异,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平台功能重叠、冲突,法院政务网站未实现全面覆盖;以及公开信息内容不够全面,尤其是行政类、执行类文书公开率远低于民事类、刑事类文书,动态信息之间缺乏有效整合等。为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公开的需求,提高司法信息公开的质量,应进一步细化司法公开的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司法信息公开的申请和反馈机制,增强平台的整合性功能。     

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

互联网金融对金融风险结构的创新,在缔造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的竞争型融资市场的同时,也让金融消费者在金融风险分散与利用中首当其冲。符合市场理性、回归金融本质的交易结构变革,引发了实现金融消费者风险吸收能力与金融资产风险匹配的金融风险规制路径。金融消费者保护对我国互联网金融之风险暴露、风险分散和鼓励竞争的新型风险规制范式的作用机制,亦折射并检验了依循法律规则的金融消费者风险吸收能力是否合乎投融资便利和公正价格形成的理性,这也成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之风险规制进路的逻辑中枢,并有利于实现形成公正价格的金融法目标。     

互联网经济中的党外人才统战工作的研究与对策

党外人才在互联网经济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很关键,这关系到能否将互联网中的党外人才组织起来,形成发展的合力。但是,由于互联网经济中党外人才的数量巨大,互联网经济内外思想工作复杂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同的思想充斥着互联网,带来不同的影响及连带效应。因此,如何正确看待互联网中党外人才的主流思想,将他们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线上,是互联网经济下开展统战工作的目的。从统战工作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人才彼此孤立、对立及互联网经济的负外部性三方面分析互联网经济下统战工作存在的不足,并着重分析互联网经济下统战工作开展的必要性与急迫性;强调调整互联网经济下统战工作的方式,从制度、法律、社会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主流媒体报道群体性事件的困境与策略

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发生相对频繁,虽然起因都是民众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进行的对抗,不带任何政治目的,但愈演愈烈的态势已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社会安全性议题。群体性事件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更重要的是使公民对政府产生了信任危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缘由,有地方政府施政方面的实质性问题,有政府处理事件行为方式失当的情况,也有国内外媒体报道不实不当的推波助澜。社会公众需要媒体来呈现群体性事件。同时,媒体应充分表达公众对于事件的认识,并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好沟通,进一步推进二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协同与合作。     

运用移动互联网开展反腐倡廉教育

我国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反腐倡廉教育要主动融入时代潮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不断创新路径与方法。应根据移动互联网的实体性特点，开展个性化的教育；根据移动互联网的实时性特点，开展即时化的教育；根据移动互联网的开放性特点，开展互动化的教育；根据移动互联网的粘合性特点，开展增值化的教育。要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大力提高对移动互联网运用的重视程度，强化组织推进；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形成整体合力；需要完善监控机制，注重效果实现。     

书架

正~~     

市民社会视野下网络舆情的生成与应对

网络舆情是民众在互联网这方公共领域发表的意见、观点、言论、情绪、态度的总和。审视近年来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可以发现,公共领域在推进民主法治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公共权力机关应处不当、公共理性欠缺、网络舆论公信力堪忧是阻碍公共领域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     

大学生网络舆情的有效引导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产生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影响,需要认真分析产生影响的各方面原因,并提出引导大学生网络舆情的有效策略和方法,以期建设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     

这个报警网站是“假牙”

“我扮成警察只是为了弄到钱，并没有伤害到他们什么。”这话从一名大学生口中说出，真是令人震惊     

构造与博弈:互联网监控的权力关系解构

基于互联网运行结构形成的监控体系在逻辑构造上由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构成。两种逻辑进路围绕政治逻辑形成了国家、商业组织与社会个体三方参与的权力关系。由于各方利益主张不同,权力关系时刻处于博弈之中。作为监控者,国家与商业组织会在绝大多数情境中采取合作策略,而在利益严重冲突时则转变为对抗策略。无论监控者之间采取何种策略,均将使作为被监控者的社会个体利益遭受损害,加剧了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国家为调和利益冲突,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各方在监控关系中的利益顺位。由于立法程序也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社会个体利益始终放在末尾,这种权力关系还将长期处于博弈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