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抓重 不可抓漏——记“第五届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谢辉

2020年11月9日,应急管理部召开第五届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原火灾防治管理处二级调研员谢辉荣获"第五届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称号。"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我而言是责无旁贷的,不管付出多少努力,我都会坚决落实每一项任务,力争把这项工作做到最好。"谢辉坚定地说道。     

从存续性到存续力——德国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生成逻辑

为实现行政法治,德国法学界以司法判决为蓝本创设出了行政行为理论。作为重要的秩序构成要素,法的安定性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应具有与制定法和司法判决一样的存续性。在对判决确定力进行制度移植的基础上,德国法从行政行为的存续性导出了存续力理论。存续力理论在德国法中具体体现在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规则上,表现为对行政机关嗣后废弃行政行为权力的限制。由于存续力的产生,行政行为获得了与司法判决一样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法的安定性原则由此在行政领域得以真正贯彻。     

法科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训练与法律实践

针对法科学生培养质量日趋下降、知识结构单一、理论基础薄弱、实践性课程定位偏差、法律价值迷失等问题,法学院应进一步创新课程设置体系,在重视传统的14门核心课程的同时,还应扩充设置人权与民主宪政、市场经济、法律职业伦理等方面的课程,并按法律人的特有思维方式训练和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权力制衡和司法自治等社会理想和法律观念。在法律实践环节,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是非观、法律观。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交通事故"定义评析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基础上作了修改.从法学和逻辑学的角度上分析,修改后的定义仍然存在着定义不准、概念不清等问题,影响到该法的准确实施.科学定义道路交通事故概念,首先要明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和法律特征,其次要明确道路交通事故概念构成的内在要件和外在要件,第三要遵从语词规则.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与功能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可以从法益与实定法的关系、讨论法益问题的领域两个角度来分析。在不同领域内讨论的法益,有不同的概念选择,发挥不同的功能。犯罪立法概念中的法益只能是宪法性法益,其功能在于为刑事立法者提供适当的刑事政策标准。犯罪司法概念中的法益,在入罪判断时只能是后刑法法益,可以指导解释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在出罪判断时只能是宪法性法益,通过法益价值的衡量,对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进行正当化处理。     

税收之债的消灭时效

税收之债的消灭时效是税收债权消灭的重要原因,对于督促税收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建构稳定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包括确定时效和征收时效两类,其内容涉及时效的性质、期间长度、期间起算、中断和中止、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等问题。我国税法对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制度规定很不健全,应当借鉴他国立法例和国际经验,通过制定税收通则法等途径尽快予以完善。     

日本宪法上的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

对日本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权的宪法依据,日本法学界认识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21条规定的"表现的自由"等条款为知情权的宪法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中"国民主权"表述为知情权依据.信息公开法未使用"知情权"概念,而强调"国民主权"和政府的"说明责任".国民主权与知情权属不同层次的概念,在法律条文中同时出现并不矛盾.为保护和发展公民权利,"知情权"应当在信息公开法中得到确认.     

债法总则消亡史

我国民法典无债法总则之设置,并非偶然,而系数十年累积而成的强大立法惯性使然。立法史上,债法总则仅出现于1950年代第一次民法典编纂。此后出现两项抑制债法总则的关键因素：一是1960年代确立的静态财产所有与动态财产流转二分格局,二是1980年代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与合同编分庭抗礼。两项因素所代表的法典观念与技术通过民法通则及环民法通则单行法,不断强化排斥债法总则的惯性。在由单行法直接转换为法典各编的编纂原则下,债法总则终遭2020年民法典舍弃。     

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途径探讨

民警驻社区、驻农村是公安机关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载体和途径。落实好民警驻社区、驻农村工作,必须整合警力,确保民警沉得下;必须完善保障机制,确保民警留得住;必须明确岗位职责任务,确保民警干得好;必须结合实际,确保运行机制活;必须加强和延伸监督考核,确保队伍管得了。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