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法》与英国能源气候政策演变

哥本哈根会议表明,国际气候政治斗争最终落脚于国际政治经济新制度的建构,这启示我们深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气候制度的安排。英国是世界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和先行者,2009又实施了《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第一个以立法手段单方面为国内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设下限额的国家。本文立足该法,从整体上研究了英国能源气候政策的演变轨迹,对于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路径和做法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借鉴其有利于我国实施科学发展的部分,可以为我国实施能源气候战略决策,走低碳发展道路提供参考。     

全球气候外交论析

气候外交是指国际社会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外交活动。国际气候外交的行为主体十分广泛,包括联合国、主权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气候外交对于抑制全球变暖十分重要,但当前的气候外交面临诸多难题。比如,气候外交遭遇到集体行动的难题,并常常被异化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力外交等。中国的气候外交目前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受到一定的质疑,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必须开展气候公共外交,并在国际责任与自身能力平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大变局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首次全球盘点的分析

2023年迪拜气候大会完成了对《巴黎协定》的首次全球盘点,明确指出《巴黎协定》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各缔约方尚未集体步入实现《巴黎协定》的宗旨及其长期目标的轨道,距离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巨大差距。这次气候大会也确定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以便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终结的开始,也表明绿色转型的时代潮流不仅不可逆转,而且转型的步伐在未来十年将持续加快。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显著上升。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行为体,中国需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出发,利用首次全球盘点向国际社会发出清晰信号,坚定推进自身“双碳”目标的实现,积极推动和引领全球低碳转型,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走近红树林

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沿海地区,汹涌的海潮日夜不停地冲击着海岸,把岸边的岩石、泥沙以及弱小的生命统统裹挟到浪涛中,然后退入大海。一般的植物在这狂躁不宁的海边和又苦又咸又涩的海水中是无法生存的。     

中国气象局令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已于2008年11月25日经中国气象局局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

从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气候的决议以来,经历了21年马拉松式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2009年12月7日一18日将在丹麦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被喻为“拯救地球最后的机会”。气候变化谈判,既是保护全球气候和环境的重要谈判,更是一场国家间在经济、能源、环境、外交方面的重大博弈。哥本哈根会议能否达成“一个将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结合在一起的雄心勃勃的全球协定”,依然是个巨大悬念。而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又将面临哪些压力和挑战？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北关系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全球性公共问题之一。全球大气空间是典型的全球公共资源,它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在使用上却不具有排他性,因此这一公共资源很容易被过度使用,从而引发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公地悲剧”。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     

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气候合作

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领域,气候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变过程。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和最主要经济体,双方自2009年以来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无疑对2015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巴黎协定》的顺利签订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仍存在诸多分歧、面临诸多挑战,但巴黎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做出了重要安排。因此,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美双方的合作将会在两个方面得以持续:一是重点推动前期合作成果的落实,二是在新协定框架下推动地方层面、技术层面以及更具体领域的气候合作。可以认为,中美气候合作将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动力。对中国而言,中美气候领域的沟通合作和分歧管控对维护双边关系的整体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困境与前景

面对气候变化的复杂挑战,从2003年起气候变化及与之相关的水资源保护、能源转型等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关注的重要议题。截至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开展气候行动。在以合作促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以气候治理增强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需求的双重因素驱动下,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动力不断增强。但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也面临内外挑战,气候治理能力不足、利益矛盾与博弈不断、自身机制缺陷、外部力量干扰以及现有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不足等对上海合作组织凝聚治理共识、采取有效行动形成制约。这些问题与挑战虽然对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一定冲击,但难以抵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气候合作的步伐。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应多措并举,抓住合作机遇,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注入上合力量。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