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法》：你我同行”活动在昆明举行

2009年2月12日至16日,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昆明举办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你我同行”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向儿童进行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培训,并收集儿童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现有宣传教育和学习材料的建议。同时,组织司法领域专家听取儿童意见,从儿童的视角撰写一部寓教于乐的少年儿童版本《未成年人保护法》。     

论未成年人独立主体地位与保护法的科学性、实践性

承认未成年人的特殊独立主体地位对于制定完善的、有创造性、针对性、实效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构建科学的、严密的、能动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至关重要。本文探讨了如何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体现未成年人的特殊独立主体地位,及这一独立主体地位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的一些突破性要求。     

增强“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的有效性

近年来,“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工作基础,也形成了比较好的条件和氛围。但与机关党建、国有企业党建、农村党建相比,“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开展的时间毕竟还比较短,积累的经验还有限,“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党建工作有效性的内涵与实现途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由于产权结构、管理体制的不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运转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论农村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

安全地权由相对权利强度、权利持有持续时间和权利保证性几方面所决定。农民地权常常是不安全的,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妇女的土地产权不安全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一般意义上取决于,在土地产权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资源位置的固定性和妇女的婚姻流动性、集体土地产权拥挤性与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以及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的宏观因素及村社集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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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分上下两篇,近40万字,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理论价值很高的法律读物。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法律条文为依据,紧密结合现实生活中暴露出的有关问题,举案释法,深挖问题根源．提出解决措施,并连接国内外相关规定以资借鉴。具有结合实际、释义准确、体例新颖、文图并茂、通俗易懂、可读性强等特点,实为有关单位、特别是中小学校学习、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好老师、好助手。     

以积极姿态迎接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

2006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154票赞成、2票弃权，表决通过的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与原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比较，修订后的新法律有许多创新和亮点，不仅明确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等重要内容，还就涉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许多方面作了明确和具体规定，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得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饮酒、吸烟；老师辱骂学生要受到惩处；学校不得延长未成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法律干预——解读新增加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三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是该法自1992年1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立法机关对该法的首次修订。     

农民集体成员的集体资产股份权

农民集体成员取得对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分配股份的权利依据是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权上的成员权,农民集体成员股份权的客体是集体经营性资产,是集体经济积累的集体公有制的资产,由此决定集体成员的集体资产股份权不是个人出资的私有资本股份权,而是集体成员享有的参与集体经营收益分配的股份权。集体成员资格的确定、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种类设定、分配原则、股权内容和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制度的设定,都应当坚持维护和实现农民集体所有权,符合农民集体公有制的要求。     

日本生活保护基准制定行为的法律规制

生活保护基准的制定是日本生活保护行政展开的出发点,对于其如何有效地进行法律规制,是日本生活保护法所规定的生活保护请求权实现程度的重要体现和保障.从法学角度对日本生活保护基准制定行为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能够为今后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基准制定的统一化、制度化及法律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未成年人受抚养、受教育等权利已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有关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却较为薄弱,在立法上存在法律体系散乱、条文过于简略、抽象等诸多缺陷。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十分必要。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涉及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限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等基本问题。我国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区分亲权与监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