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与收入分配

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每次一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争议。这并不奇怪,税收是二次分配,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向来是很难有统一意见的,问题只在于,它符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而已。房产税最近一次的争议,是国税总局官员透露房产税的试点可能会扩大到全国。2011年初,试点工作曾在上海和重庆进行,试点之前,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但从试点的效果看,并没有引起多少阻力。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试点地区房产税征收的群体很小,征收额也不大。     

利用温度来治病

36℃-38℃治春季皮炎当温度为37℃左右时,神经中枢的反馈调节会促进胸腺素等激素分泌,增强免疫力,有利于炎症的消除。将3%的硼酸溶液放入密闭容器中,加热至37℃左右（手触之温热）后,用无菌纱布在硼酸溶液中浸湿,敷于患处,每天3次,每次30分钟。45℃-48℃治痛风性关节炎将关节的温度升至45℃-48℃,有利于尿酸盐结晶的溶解,缓解关节的炎症。每晚睡觉前取45℃-48℃的热水3000毫升,加生姜3-5片,小苏打5-10克,泡脚30分钟。     

有关公平收入分配的国外税收经验借鉴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以社会保障税、消费税、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为辅的税收调控体系.借鉴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收经验,可以完善我国公平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     

“邻居强拆”事件之理论探究

强制拆迁问题愈演愈烈,近年来又出现“邻居强拆”类新型案件.邻居强拆”事件究其本质,“实为“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博弈;究其原因,是司法强拆形同虚设,调节机制缺乏,拆迁制度设计不完善.本文通过对此类案件进行剖析和理论探究,以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新媒体时代下的群众文化建设与发展研究——评《群众文化的现代化》

群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精神调节、宣传教化、普及知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群众文化呈现新的发展态势、新的问题、新的要求,需要相关人员立足现实,重新认识群众文化,提出与时俱进的措施推进群众文化建设与发展。由杜染著写的《群众文化的现代化》(华龄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为指导,在深入梳理、探究群众文化历史脉络与经验的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理论知识,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的新框架,力图从全球化.     

师范院校学生寝室人际关系研究——感恩、认知情绪调节对寝室人际关系的影响

为了探讨感恩、认知情绪调节对师范院校学生寝室人际关系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师范院校学生为对象,从学生感恩心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寝室人际关系存在的特殊关系方面进行调查,并且采用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感恩心理与大学生寝室人际关系存在显著正相关,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部分维度与寝室人际关系存在显著相关。感恩心理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部分维度对学生寝室人际关系都能起到显著预测的作用。表明培养学生的感恩心理与认知情绪调节能力对寝室人际关系的和谐能起到促进作用。     

大关精神永不过时——践行群众路线重温大关精神有感

正罗甸县云干乡大关村,一个充满坚强意志、写着奋斗历史的地方。在那个吃不饱、穿不好的年代里,近千村民在村党支部书记何元亮的带领下,劈石抠土、夯地造田,艰苦奋斗12年,再现了"愚公移山"的神话,创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苦干实干"的大关精神。1 994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息烽县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我带着脱贫摘帽的艰巨任务,去那里寻找答案。面对一幅幅战天斗地的画面、一片片顽石垒起的良田,内心深受震     

美国强势货币政策与人民币自由化

正2016年以来,美元指数下跌幅度达到4%,指标走势从98.84点一度下跌到最低点91点。美联储以加息为宗旨的汇率调节原则十分清晰地展现,美元升值是阶段性不得已为之,美元贬值是策略与战略性结合,其方向非常明确与坚定。市场舆论的强势美元有很多误区与盲点,并非是美联储政策的要     

价格调节基金:能否平抑物价?

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中国物价波动较大,各地纷纷"重启"价格调节基金。根据我国《立法法》,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否则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征税。就合法性而言,不能用类似于征税的方式来充实基金。因为向生产者和经营者征收,很有可能最后还是通过涨价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外部经济失衡的演变及对当代国际经济失衡调节模式的评述

以外部经济失衡及其调节的理论和历史演变作为切入点，可以更多地观察到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意味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表明旧的国际经济失衡调节模式终结和新调节模式的产生。以外部经济失衡的调节为导向，当代全球化是“贸易调节的全球化”和“金融调节的全球化”的综合体，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与暂时平息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是金融调节失效的必然显现，意味着全球外部经济失衡的调节必然回到经常项目调节的基础性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