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亲亲相隐”之国家本位观——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视角

对于“亲亲相隐”,有学者认为要弘扬,也有人认为其为中国几千年腐败与王朝兴衰的根源.鲜有学者对“亲亲相隐”在我国历史中能长期存续的内在原因进行探讨.“亲亲相隐”原则能否在刑事法上得以确立,实质是国家本位观与个人本位观博弈的体现.     

帝王家的亲亲策略

正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堪称一个老字,一口气活到86岁。要不是侯景把他活活饿死,熬过90岁应不成问题,在皇帝群里,可以当老大的。所以,北边的人,尊敬点的叫他老翁,不客气的,就叫他老儿。由于活得长,梁朝基本都是他当政,他死后,虽然还有几个皇帝,但都是一闪即逝。用他的话来说,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何恨焉?自己给自己挣了家业,自己再把它败掉。     

窝藏、包庇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较为简单,司法实践中对窝藏、包庇罪的相关问题的处理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影响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本文从窝藏、包庇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立法建议等方面进行论述,希望能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建议,推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国外的“亲亲相隐”制度

在处理亲属犯罪案件时,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与中国传统法律多有不谋而合之处。不仅中国传统社会有"亲亲相隐"制度,西方也有类似的法律思想。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亲属之间理应有更深切的爱,任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人们会看得很轻,但"如果加到父母和近亲身上,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古罗马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指出,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     

"亲亲相隐"的深层思考

对于"亲亲相隐"的规定,我国古代与当代的法律是两种明显的极端--高度肯定与绝对否定.规定诸如"亲亲相隐"之类的扩大公民权利的内容,能还法的温柔本色,法治才会有群众基础.否定"亲亲相隐",实际上是把证明有罪的责任分担在了公民个人身上,这不符合社会契约论的原理.     

亲亲相隐原则与我国包庇罪的立法完善

梅文娟在《法学》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一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则不论罪，反之要论罪，这就是亲亲相隐原则。亲亲相隐原则体现了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缓和了法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同时保证了法的可行性。我国应该借鉴历史和其他各国相关立法和实践，以亲亲相隐原则为视角完善包庇罪的刑事立法。     

论“亲亲相隐”的法律性质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从法律权利的视角来观察这一制度,不同的学者对其法律性质给出了不同定位。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亲亲相隐"制度在法律属性上具有复杂性,即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语境,会将我们引向不同的结论终点,而这些看似不同的结论在实质上又并不矛盾。这恰恰就是"亲亲相隐"制度在法律性质上的最大特点。     

论亲属间色庇行为的非己罪化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亲属问包庇行为是犯罪行为.如此规定,摈弃了伦理亲情,不但导致法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运行中国法与人情尴尬冲突,而且带来种种不利影响.基于此,亲属间包庇行为非犯罪化是合乎人性的立法选择,同时是可能既可行的立法选择.     

直躬证父的诠释向度及其儒学立场CSSCI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是孔子针对"直躬证父"提出的,近现代肯认和维护孔子主张的学人虽然有着相近的思想旨归,但对"直躬证父"一章的注释和解读存在歧异,塑造了"真"的直躬、"酷"的直躬、"丑"的直躬三种人物形象,对孔子主张的正当性论述则存在神圣性叙事、生活化叙事和法律性叙事三种选择。揭示这些注释和解读当中的分歧,不难发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儒学处境,也能为儒学现代价值的重新审视提供各种不同的诠释维度。     

亲亲相隐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它经历了春秋、两汉、隋唐、宋明直至民国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影响极为深刻.容隐原则集中体现了儒家道德法思想,它的出现是中国特定人伦背景及社会实存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