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窃物品性质存在重大认识错误的处罚

数额是盗窃罪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依据。本案尽管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但被告人对所窃物品性质存在重大误解,案发后赃物即被追回,未对失窃单位的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对于社会的危害性尚未达到必须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同时也未发现被告人平时有其他违法行为。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和失窃单位管理制度存在的疏漏,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该犯罪行为可视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形。     

“亲亲相隐”的现实适用——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第一百八十八条为例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传承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为一些国家所推崇.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第188条反映了“亲亲相隐”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亲亲相隐”制度所流露出的对人类素情的尊重和保护在当代法中的现实适用,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法律的目的并维护法律的权威,有利于在法律和人情之间寻得一个平衡点.然而,“亲亲相隐”制度的回归不是单纯地(奉)行拿来主义,而是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此,建议明确界定“容隐权”的性质,明确划定可适用的“亲属”范围,明确限定可适用的犯罪类型,并在法律上辅之以一套相应的规定,来保障“亲亲相隐”制度的现实适用.     

简论1936年5月的大相寺会议

1936年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革命新局面的开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资料缺乏，研究薄弱，不为人们重视。为深化这一阶段的中共党史研究，本文尝试对此次会议进行一些探索。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图鉴之礼法结合

礼法结合,是指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一致。这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最基本的特点。这种法律文化不仅与西方迥异,与东方其他国家也有区别。     

我国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同宪法协调机制探讨

我国地方性法规数量庞大,它们如何与宪法相协调关系到国家法制的统一,也关系到依法治国的建设.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同宪法的协调机制存在诸多问题,设计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协调模式就成为必要.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建立协调-审查模式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该模式能充分调动各主体对地方性法规监督的积极性,对保证地方性法规与宪法的协调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传统法文化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慎刑恤罚的法律原则、容隐制度、成熟的判例法模式、无讼的价值观等一些先进的法律思想,对当今的法治建设可以有所启发。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法文化,可以促使中国法治建设在自己实际国情的基础上推进。     

推进人的城镇化和实现城乡体化简

新型城镇化不在于物，而在于人；不在于追求速度和数量，而在于提高质量；不在于城镇面积的扩大，而在于城乡协调发展、产业的创新与发展。总之．人的城镇化要与经济发展和改革发展相适应、相促进；要与城乡一体化相适应、相促进。没有城乡的协调发展，没有产业的发展创新，没有改革的推动．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人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将难以实现．     

毛泽东党员党性观中的真善美

<正>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党员党性含有阶级性、人民性、科学性、纪律性等丰富内容,具有人民立场与科学态度相统一、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知与行相统一、主体性与自觉性相统一、革命性与先进性相统一、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纪律性和自主性相统一等众多特点。然而,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排斥真善美。毛泽东认为,人们历来是讲真善美的,"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隐性暴力的心理源:同一性及其物化总趋势

隐性暴力是指尚未被人类意识捕捉并具有一定毁灭性的攻击性行为。人类文明之所以会进入风险社会,隐性暴力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隐性暴力起源于同一性及其物化效应,越来越多的人难以顺利建构出必要的自我同一性。隐性暴力的在场与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形式对立观紧密相关。任何时候,理性都没有资格去否定心性的灵动性。心性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有着特定的生命价值。只有学会尊重心性,向他者开放,人类才有机会经心理异延之路,逐步获得自我拯救的正能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律师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情缘

<正>100年前,我国出现了律师。9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在反封建、反侵略、反专制等重大事件中,律师与共产党之间形成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情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历史亮点。在我国出现律师制度100周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之时,重新回顾那些传奇历史,对于我国法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