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主体程序制裁权的欠缺及其补救

文章认为 ,行政权力可分为行政实体性权力和行政程序性权力。行政程序性权力是行政权力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程序性权力的欠缺必将影响到行政实体性权力的实现。行政程序制裁权在行政程序性权力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是指行政机关在依法定程序行使职权的过程中 ,对于负有程序法上的义务而不履行的人进行惩戒的权力 ,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 ,是实现行政主体实体性权力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从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来看 ,行政主体欠缺程序性制裁权 ,从而给行政执法实践带来诸多不当影响和危害。主要表现为 :第一 ,在行政程序环节 ,行政主体欠…     

简论孙中山考试权、监察权独立的思想

孙中山认为欧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很不完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独立的考试机关和监督机关。孙中山主张考试权、监察权应独立。考试权独立的目的是选贤与任能，监察权独立的目的是防止政府机关腐化，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对当前我国反对和防止腐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介入权和选择权制度对我国外资代理的适用

一、介入权和选择权的引入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并同时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该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外贸代理法律适用上的理论问题.在代理关系上,<合同法>第402条和403条的规定,借鉴了国际上有关代理的相关立法,丰富了我国传统的代理制的内涵,并第一次引入了介入权和选择权的法律理论,从而使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或受托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通过一定的条件直接约束委托人(或被代理人)和第三人.     

论我国国家主席的性质

国家元首从性质上说是国家的代表,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国家机构,国家元首是以一个机构的形式代表国家的。我国的国家主席是不是国家元首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根据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对国家主席职权的规定,尤其是宪法明确肯定国家主席是国家的代表,说明我国的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职权是虚实结合的,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职权也是有实有虚,但虚权是主色调。在宪政实践中,80年代国家主席基本上是虚权的,90年代后逐步转向实权;2004年通过的第28条宪法修正案对国家主席在外交方面拥有实权的现实予以了肯定。     

渔权之争：论双边渔业协定应考量的若干问题

两国订立双边渔业协定涉及到多个方面的问题,不仅需要考虑管理和执法的便利,也需要兼顾渔民历史作业习惯与传统的渔区;不仅需要公平分配捕捞配额,更需要考虑各自的捕捞能力、渔业资源的养护以及可持续的利用;不仅要因应当前的渔业纠纷,还要考虑对于今后海域划界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仅要与国内相关立法协调,还要与国际社会既存的硬法、软法配套;不仅要考虑渔业自身的因素,还需要考虑对于航行、海难救助、海底探矿与采矿、科学研究、水下考古等活动的可能的影响.只有兼顾和平衡各方因素与利益的协定,才可能真正定纷止争.     

中国第一女贪官的色诱之道

“以权谋色”和“以色谋权”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女人当官早已是很寻常的事情，所以，既然有男贪官，自然也少不了女贪官。当下官场．男贪官多以权谋色，女贪官更多的是以色谋权。专家称，女性职务犯罪中，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权色交易，以色谋权，拥权腐败。     

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拒绝证言权

拒绝证言权是指证人在司法机关要求其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定的事由而得以拒绝的权利。各国刑事诉讼中多有此项证人权利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拒绝证言权的对象和范围相对英美法系国家宽泛。立法者承认证人有拒绝证言的权利 ,是在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间价值权衡的结果 ,在逻辑上和学理上是沉默权延伸的必然结果。因此 ,拒绝证言权不仅仅是证据法上的一项抗辩权 ,更应属于基本的人权范畴。拒绝作证权在我国有实行的必要 ,应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 ,包括拒绝自陷其罪权、亲属之间拒绝证言权和职业、公务上的拒绝证言权。     

司法拍卖网络化新局面下的争议探讨

网络司法拍卖的实践创新,推动了立法改革和司法创新,但是在司法拍卖主体性质、救济权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笔者认为网络司法拍卖较之于传统司法拍卖模式,应定性为公法性质,并从救济权角度分析争议来的改革契机。     

海峡两岸亲属相盗法律制度的比较及借鉴

近年来，随着刑法学界不断强调刑法规范亲情因素的回归，亲属相盗法律制度由于涉及对一定范围内亲属之间盗窃行为的定性和处罚问题而备受关注。大陆地区的司法解释及台湾地区的刑法典均对亲属相盗作出了规定。相较而言，台湾地区对这一制度的规定更为科学合理。大陆地区有必要在立法形式、适用主体范围、量刑标准及刑事程序的发动等几个方面吸收和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     

我国飞行员跳槽法律问题研究

飞行员跳槽不仅凸现了航空领域劳资矛盾和人才竞争矛盾,也凸现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针对飞行员特殊劳动者身份,一方面,应保障其作为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应合理限制其权利的行使,以保障民用航空公司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权和公共利益。同时,我国应针对民用航空业的特点,引导组建民用航空行业协会,在法律框架内,制定相应的行业规则,以规范飞行员流动秩序,抑制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