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发展改革--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进法制建设工作巡礼

近几年来,我委按照省委依法治省五年规划的要求,紧紧围绕立法、执法、普法三大环节,大力推进法制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和依法涸控的能力,保障并促进了各项发展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春风春雨总关情——记中国性学会性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汪桂范大夫

齐耳的短发,沉稳的眼神,简洁而明快的套装,一看便知是位精干的职业女性。然而她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知识女性。她的勇气与魄力,她的医术与爱心,都在诉说着她不平凡的追求。她,就是中国性学会性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特色医疗专家汪桂范大夫。     

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之合理性质疑

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长期以来处于虚置状态,但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这项制度成为各地法院的重要改革举措。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违背了审判委员会应有的逻辑发展思路,违反了秘密评议原则,破坏了控辩平衡,有悖于程序公正,也不符合监督的基本法理,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难题,并导致弊端丛生,其合理性和实践效果均值得质疑。     

立法,铺设权力轨道

近谋远略,助推人大制度行稳致远 2020年,国家立法在各个领域开疆拓土的同时,围绕人大自身权力运行和制度完善的变革亦在与时俱进,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塑造了一道鲜明的立法景观.     

张太雷首次赴俄身份再辨疑——与张劲教授商榷

1921年6月至7月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这很容易让人认为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但已有研究成果,包括张劲教授文章所引证之材料,大多带有演绎的成分,尚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切史料。相反,却有不少材料能够反证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且有的材料史料价值极高。实际上,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共早期组织并不是一回事,却与维经斯基等俄共（布）党员在华组织的革命委员会高度契合。张太雷极有可能是柏烈伟领导的天津或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并加入俄共（布）,后经柏烈伟介绍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被远东书记处委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由于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严格来说他当然不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又由于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且青年团是党的一个事业机构,自然属于中共早期组织体系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者宽泛地说,张太雷是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资格的。     

图片报道

2021年1月6日,省长王宁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省政协机关,听取对政府工作和即将提交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意见建议。省政协主席崔玉英,副主席张兆民、杜源生、洪捷序、薛卫民、阮诗玮、刘献祥、许维泽,秘书长陆开锦参加座谈。     

健全国有资产监督法律制度:增强监督刚性 管好共同财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决策部署,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2020年12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守正创新 求实效 让人大监督更有力量

40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既严格执行监督法的规定,又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不断探索监督工作新方式、新途径、新领域,重程序、但决不"走程序",严守法律规定、但决不墨守成规,使人大监督推陈出新,展现出蓬勃生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累计开展执法检查130多次,有力促进了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不断加强和改进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600多项,着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安排部署的贯彻落实,有力地服务了全省改革发展大局。     

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在国家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明显有别于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共同构成广义的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两法衔接适用机制的组成部分。既有的一些研究主张忽视了监察规范的特殊性。此类特殊性包括认罪认罚行为符合主动性要求、集体研究与上级批准相结合的权力规束、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强拘束力等。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呈扩大之势,但也出现了有待解决的难题。对此,应当从以下方面采取应对策略：第一,形成服务于两法衔接需要的共识性理念,而非简单地将刑事诉讼规则照搬至监察活动领域;第二,设置与监察权力运行相应的认罪认罚构成标准,并凸显“主动性”要素的法律评价地位;第三,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专门明确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第四,尊重当前法律规则确定的制度安排,参照既有的发展较规范的公职律师制度,探索符合监察工作实际需要的特定的值班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