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孝文化剖析

孝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处于“百善孝为先”的主导地位 ,它是中国社会一切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和实践起点 ,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 ,也是社会教化的核心和根本。但它并非如先贤们所说本于人性 ,而是后天的一个道德范畴。孝是人性之始 ,仁之本 ,孝要求尽性尽伦 ,落实于日常行为。对孝的过分强调及名利的诱惑 ,造成了对人性的束缚、歪曲 ,甚至毁灭。在当今 ,孝作为合理性的一面对社会稳定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论民事再审制度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立法中的缺陷集中表现在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错位、再审事由重实体、轻程序、再审时限和次数、再审方式和范围不明确。要转变立法指导思想、建立再审之诉制度 ,明确再审事由、时限和次数、方式和范围 ,以推动民事再审制度走向完善。     

论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有三个基本范畴:人格、人性、人权。正确理解这三个概念,是正确认识现代社会的前提。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经常使用这三个范畴,但只是孤立地使用,并不探讨三者的联系,而不探讨三者的联系,实际上很难真正理解它们。在这三个范畴中,人格概念处在基本的地位。汉语中的“人格”是一个多义词,其中的“主体资格”,是人格的基本词义。探讨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概念,是理解人性、人权的钥匙。     

儒学是推动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西方“贵斗”哲学的产物。其错误是:第一,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而忽视经济、政治的因素;第二,“贵斗”哲学非人类文化性的要求。事实是文明的对话而不是文明的冲突,才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儒学提出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即仁爱忠恕之道,而且它具有贵和的传统。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平等、和谐和共同发展,正与当代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和宽容精神相合。儒学可以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     

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规定得过于简单,实践中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无效合同所生请求权、分期履行之债、合同解除后所生请求权等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却是十分复杂的,理论界争议颇多,实务界做法不一,确有明确之必要。     

浅议和谐社会的人性重建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性.根据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及现代人性之困,应从社会常德建设、监督和制约机制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保护生存环境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探索人性重建.     

柏拉图正义观的人性根源与冲突

正义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对什么是正义,虽然每个人都试图回答它,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回答。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其人治的伦理基础,它与现代法治社会所要求的正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建立在其人性观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人性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异,这种人性等级上的差异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等级制度。这又使得柏拉图的正义观与现代的民主、平等与自由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中西管理人性假设的比较研究

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前提。在管理思想史上,人性假设中国以性善论、性恶论和人性二重论为代表,西方以“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为代表。两者分别根植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并具有许多相似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善恶观

善与恶是道德领域中的特殊矛盾,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它们的内涵也随之改变。善恶的依据来自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善的底限是:追求自利,保证他利;善有底善、常善、至善的层次之分。扬善抑恶需要法律的强力支持,需要加强教育、奖励和引导。     

法律制定中的义利之辨

如果说权利是法律保护的利益,那么立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也必然会涉及“义利之辨”所包含的法律与道德、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三方面的关系。如果立法在这三方面没有慎重处理,则不仅会增加执法成本,而且使法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