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与时俱进的我国宪法权利

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意味着对公约中人权条款的认可。与时俱进,用宪法原理说明在与国内法衔接中出现的法理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权利体系势在必行。     

透视犯罪嫌疑人的保障机制

在侦查过程中应当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在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的保障机制暴露出种种问题。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     

生产力：人权立法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权是历史的产物 ,人权的概念、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决定人权发展的不同状态。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权立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     

知识产权与人权: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TRIPS的产生,在促进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发展的同时,也被认为造成了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冲突。从立法宗旨上讲,不管对知识产权采用什么样的措辞,知识产权保护应与维护人类尊严和实现其他人权相一致。所以,我们必须开展有关研究工作,探寻如何在包括TRIPS在内的国际条约框架下,协调好知识产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必须以国际人权公约的价值取向为指导,在保护作者精神权、隐私权、公共健康与环境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     

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

在二战以来的国际人权政治发展中 ,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已形成了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方面 ,人权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借助联合国来扩大自身的影响 ,并对主权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联合国为拓展人权事务在资源、信息和机构运作等方面也积极地倚重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支持。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这种紧密合作 ,导致了人权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人权事务和人权机构的渗透、联合国人权机构人事上的交叉任职以及复杂的国际多边人权干预 ,从而形成了包含人权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与联合国在内的复杂三角政治关系     

以人谜团本的发展——儿童接受教育之权利

儿童是社会未来的主人翁。儿童教育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的基石。因此，多条对儿童适用的国际人权条约对儿童教育之权利都有适当的规定。     

当代人权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第二次全国人权研究机构工作经验交流会。这是我国人权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人权理论研究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象征。     

试论马克思、恩格靳的人权本源观

马克思、恩格斯人权本源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人权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人权产生的基础和根据的考察和研究，科学地阐述了人权产生的基础、根据等基本问题，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权本源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本源观克服了近代资产阶级人权本源观的重大缺陷，是科学的人权本源观。深入地研究，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本源观，不仅有助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的人权问题，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自由主义人权的实质谬误，有效地应对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减少它对我国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质疑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毫无争议的共识,然而,我们是否曾思考一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在法理上是否合理。为什么对于警察个人的非法取证行为,要以牺牲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和被害人利益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警察的目的。而我们却为发现了这样一种禁止非法取证的方式而欢喜雀跃,并冠之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诸如人权、法治、程序正义等。文章拟提出作者自己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依据的几点质疑,以求教于各位仁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