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讲狠话

领导也有生气的时候。生气时,切忌发怒、讲出狠话。讲狠话即讲凶恶的话,这难免不带有凶恶的貌。关汉卿《救风尘》中有这样的描述:则见他恶哏哏摸按着无情棍。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恐惧的     

浅论儒学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儒学作为一个正负兼容的复杂载体，瑕瑜共存，珠玑混杂。我们在看到它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正面作用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要加快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正确认识儒学的负面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十年中国法治的轨迹和曲线

要对30年的法治进程做一个总结的话，我把它归纳为四个轨迹。第一个轨迹是循着人治和法治进行的。     

重新界定铁路企业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曾长时期遭受过严重挫折，从挫折中，可以归纳出如下四点主要教训：一、强调领袖个人权威而否定法律权威。79年以前的新中国之所以始终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一味崇尚领袖个人权威而否定法律权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过分依赖领袖权威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而人治社会是很容易滑向专制的。     

略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的法治化管理

随着法制化时代的到来，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经验管理逐步转向现代科学管理，走法治化的道路是必然的选择。本文首先分析了企业人力资源法治化管理的科学内涵；然后从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要求出发，较全面地论述了我国企业人力资源法治化管理的必要性；最后针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法治化管理刚刚起步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能动司法”之反思

“能动司法”从理论逻辑上说有成立和存在的合理性,但在不同的政治法律传统下,能动司法不仅有不同的形态,而且实际效果可能南辕北辙.能动司法既可以成为法治秩序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人治在司法领域的代名词.对于缺少法治传统的中国法律实践,必须格外强调把能动司法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特别警惕借能动司法之名行司法人治之实.在形式主义、规范主义的法治观尚未扎根的情况下,法社会学作为“能动司法”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可能向人治社会的政法理论传统回归,能动司法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塑造新型的“德”

<正> 一、旧德治属于传统人治的范畴 一提起以德治国,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封建统治者所奉行的德治或毛泽东时代的德治。这两种德治的内容和形式虽有很多不同,但就其主体来看仍都是传统旧德治,属于人治的范畴,它们与法治的基本精神是相悖的,对依法治国的实现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非但无益而且会构成阻碍。因此。要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首先对传统德治加以剖析和反思。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的要求有哪些不符?它们所宣扬、所追求的以及实际所达到的社会效果到底怎样?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     

经济市场化与执政党的转型

经济市场化事实上最先将力作用于执政党。执政党主动地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然后又被动地接受市场化的挑战，进而其只能主动实现自身的转型：执政权威由克里斯玛型向法理型转型、执政体制由全能政府体制向有限政府体制转型、执政方式由集权人治型向分权法治型转型。这些方面的转型从客观上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简析儒家的“人性善”与人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产生了很大作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觉时,就要由“君子”来教化;在“教化”失效时,就得靠政治权力来强治。这样就走向了以道德立国,把道德政治化、刑律化的道路,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人治下的法治”、政治伦理化的境地。     

"准法治":从人治到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分析

步入法治轨道是现代国家的必然的共同选择,但是一个社会法治的生长是一个长期的自然渐进过程。法治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创新,也是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演进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