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青年情绪心理危机的测量与疏导——基于浙江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近年来,多起恶性事件的发生预警了边缘青年受忽视的情绪心理健康问题。作为主要的边缘青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青春期这一特定的人生阶段,其心理状态、社会交往及人际交往中的情绪、情感体验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实证研究,本文调查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地人际交往中的情绪心理,研究发现,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他们的情绪心理健康最具重要性,但实际可依赖的倾诉渠道比较有限。此外,本研究还测量了交往中潜在的情绪心理危机程度,深入挖掘了造成人际交往的内隐性情绪心理问题的主要诱因,建立了有关外部行为的预测指标,探索疏导这一青年群体在人际交往中所存在的情绪问题,以帮助他们提高人际关系的品质,有效预防情绪心理危机。     

论邻避冲突管理中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因建设邻避设施引起的邻避冲突频频发生,对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较大影响。邻避冲突实质上是公众为了自身的健康、安全、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诉求和维权抗争行为,因此在邻避冲突的应对方面,应大力加强诉求表达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包括加强公民理性的培育、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提高政府科学回应民意能力以及提升良性诉求保障能力。     

环保组织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利益、价值与认知视角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环境冲突发生频率日益频繁,对政治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冲击.环境冲突形成发展过程表明,环境冲突由体制内维权向体制外抗争转变演绎过程中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种因素起着“催化剂”作用.在环境冲突治理过程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为环保组织介入提供了空间.环保组织凭借自身非利益相关性、价值中立性与专业性等优势使其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利益协调机制、价值规范机制以及认知调整机制等三个方面.     

社会冲突治理手段及其提升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冲突。社会冲突的治理手段可分为信息沟通、权力整合及利益协调三种类型,其提升的主要趋势呈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迈向多元、从局内转向局外。社会冲突治理手段提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着解决社会冲突的责任,因此存在着寻找并利用更有效率治理手段的内在动力;治理手段的提升是社会问题倒逼的结果;信息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是影响治理手段提升以及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治理手段的提升也是社会价值演进的结果。     

“环境冲突”的理论省察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环境群体性事件都可以归结为"环境冲突"。本文遵循从偶然到必然、从前因到后果、从可能到现实、从现象到本质的路径对"环境冲突"的频次、成因、风险以及本质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思考与归纳。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的频发具有必然性。同时研究得出,环境冲突是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的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潜存的风险具有从可能向现实转变的紧迫性,环境冲突凸显了环境正义的偏离。     

论法定听审权与民事诉讼失权的冲突与协调

作为宪法意义上的法定听审权,是指任何人在其参与的程序中均有权申请、提出事实主张并且为此提供证据。民事诉讼失权则会导致一定程度上剥夺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权利,构成对法庭听审权的限制。二者的潜在冲突体现为法定听审权追求客观真实而民事诉讼失权侧重法律真实,法定听审权强调程序公正而民事诉讼失权目的在于实现程序效率。为了协调二者,应当对民事诉讼失权作出条件限制,使其合宪,同时也要为法定听审权设置救济途径。     

跨文化差异对组织冲突过程的影响研究

冲突是组织运行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它产生开始就与冲突双方的文化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冲突的原因、冲突的形成、冲突的结果和冲突的解决四个方面展开描述,可以分析跨文化差异影响组织冲突的全过程。     

阳刚女运动员的性别刻板印象与“污名化”溯源

文章从性别刻板印象与女运动员的关系入手,对阳刚女运动员的污名化现象提出了特殊关注。主要分析了女运动员"污名化"的两种表现:同性恋污名和男人婆标签。试图从父权制、女性特质的规训和体育界的"恐同"氛围等方面,对阳刚女运动员的"污名化"现象进行溯源。     

以“疏”代“堵”应对集体冲突

随着我国劳动关系由＂个体＂向＂集体＂的转型,政府和企业的工作重点也应多从＂疏＂的思路考虑问题,围绕制定规则、搭建平台、引导协商、调解争议等方面,多做＂疏＂的工作,促进集体协商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事件回放】2013年8月19日晨6时许,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十余名保安爬上门诊大楼三楼平台拉起横幅,声称＂誓死维权＂,表达对医院同工不同酬、异地购买社保等行为的不满。     

苏南冲突前后中共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

苏南冲突爆发前,中共在“联苏反帝”政策下,与南共进行了友好的学习;苏南冲突爆发后,中共虽搁置两国建交,但是在国家间却保持一定程度的交往;随着苏南关系的缓和,中南两国最终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共在维护社会阵营团结的前提下,坚持将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利益分开,将两党关系与两国关系分开,在外交思想与实践中表现出独立性与整体性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统一等特点,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