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与检察机关角色定位和职能设定相一致,检察机关自始至终享有侦查权。但伴随我国法治建设进程改革发展,法律授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也随之调整,特别是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七十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制度变迁进行宏观总结,有助于更加准确把握当前检察改革发展方向。     

超越绝望：欧文·戈夫曼的人性论与秩序观

个体化世界中的自我、互动与秩序是欧文·戈夫曼著述的核心主题,互动秩序是他毕生阐释的对象。通过描述公民社会中神圣的自我和全控机构中遭亵渎的自我,戈夫曼呈现了自我的不同存在形态以及保全自我的诸种努力,进而批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存在状态。拟剧论是个体遭遇的现代性困境的另类表述,拟剧表演既是一种现代性反应,亦是商品化世界中自我的救赎与抗争方式。戈夫曼关于日常仪式与世俗宗教的论述表明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敏感性,互动责任与伦理是维系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重要基石。戈夫曼持较为整全的人性观：个体表现出理性、算计的一面,他们为私利进行欺诈和表演,这充分体现出丛林法则下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个体也彼此以神圣客体相待,在人际互动中给予仪式关照。戈夫曼对人性并不抱着悲观的论调,这种人性观亦构成其互动秩序理论的基础。     

兵团文化生成与变迁的过程及分析

自兵团成立以来,兵团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就,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从兵团文化的制度层着手探讨分析兵团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寻找出主导兵团文化变迁的因素,为兵团的发展提供一点思路。     

“摸着石头过河”与当代中国经济变迁 ——陈云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60年来,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手工业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在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历程中,我国的经济管理制度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变革。这三十年的改革,没有碰到太大的波折,或者非常大的损失,恰恰是尊重历史、尊重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上推至新中国60年的历史,其中的成就和失误也可以从中得到教训。“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一种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更注重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方式。实践证明,在经济变迁中选择这种作法是审慎的,对国家和人民有帮助。     

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方式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对于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不同时期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特点的对比研究,分析在这两个不同时期公民参与范式实现了从革命性到理性化,从动员性到自主化,从意识形态性到现实化的巨大变迁,以及着重分析了这种公民参与方式的变迁的原因,对我国进一步完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小村庄”的变迁

西宁市北山根离我家住地不远,夏日的黄昏、节假日的早晨。我常去散步,有时还顺坡登上半山腰,凝神远眺西宁这座古老而又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城市。     

改革开放后法院调解的变化与省思

法院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改革开放后经历了由兴盛到衰弱再到复兴的发展轨迹。这种变化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既有理论上的支撑也有实践中的需要。当前法院调解再度兴起,也是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但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果能够妥善解决现存的问题,法院调解不仅不应废除,而且在未来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乡土文学与乡村现代变迁

以现代性为方向,百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乡土文学影响和参与了这一变迁,主要方式之一是从文化和政治层面批判和启迪乡村,引导其进行现代思想和政治的变革,并引起人们对乡村的关注;方式之二是直接介入乡村现实变革中,通过农民的阅读接受为现实乡村运动鼓动和宣传。这些方式之间存在着姿态、立场、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在影响效果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当前,乡村社会和乡土文学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只有对一些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才可能让乡村社会更健康、更稳健地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举行捐赠颁证仪式CSSCI

2017年12月8日上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捐赠颁证仪式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央党校副校长甄占民、基金会理事长刘海涛分别向洛阳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海照、北京良业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毅、东方好莱坞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荣锡颁发了捐赠证书和荣誉理事证牌。基金会副理事长冯鹏志,理事陈江生、牛先锋出席颁证仪式。基金会秘书长薛伟江主持颁证仪式。     

地方负债与地方政府体制之变迁

周刚志2009年3月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载文《中国地方负债与地方政府体制之变迁》：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两级财政负债规模当在一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现行层层分割的财政分权体制,基层政府处于财政资源分割的最低端,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其二是地方政府缺乏健全的财政监督机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缺乏硬性约束。我国几部宪法（1975年宪法除外）对地方政府的层级构架仅设置“省一县一乡”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