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引入仲裁制度的构想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解决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该制度的实施对落实“污染者付费、损害者担责”原则具有重要意义。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实施以来,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已经逐步完善。但是,仅依赖以磋商和诉讼为基础建构的二元纠纷解决制度难以满足不同类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的需要,并且该制度用于办理标的额较小、事实理由比较单一的案件也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弊。因此,应以《仲裁法》修订为契机,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解决制度,为后续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提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效率提供制度支撑。     

科技运用活动与岛礁法律地位的认定：南海仲裁裁决对《公约》第121(3)条解释及适用的错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3)条对岩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之规定,语意模糊。南海仲裁裁决对此条款的解释及适用更是极具争议。本文依据条约解释规则,从科技运用活动影响岛礁法律地位的视角来发现裁决的问题。裁决并未使用“动态解释法”来解释“不能”的含义,遂忽视了科技进步对岛礁客观能力的积极影响。裁决错误解读“自然形成”的通常意义及上下文,将“自然”条件延伸适用于岛礁的“维持”阶段,排除了外来技术作为“维持”的方法。裁决用《公约》文本找不到的材料推导出条约之目的,忽略“奖励”沿海国以科技发展实现对岛礁的最大化开发也是目的之一。裁决中“接近人类居住能力的界限”不采用人类最低居住标准,无视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居住状况,所谓“大规模人为改变”的条件也无法普遍适用。裁决无视任何具有岛屿的国家竭尽所能地运用科技改善岛屿居住条件、维护环境、防止侵蚀和淹没的事实。如此违反条约解释原则、背离现实及国家实践的裁决解释与适用,不具有良好的事实及法律根据。     

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完善的优化方式思考

本文分析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关系,剖析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面临的问题,从统一仲裁与诉讼的受案范围、完善诉求不一致裁审衔接机制、顺畅衔接裁审证据规则几个方面入手,重点探讨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完善的优化方式。     

《专利法》中抵触申请判断标准的探讨

本文结合美国、日本等国家针对抵触申请的审查标准,根据抵触申请的立法目的,对抵触申请的判断标准进行了合理分析,并通过分析对抵触申请是否引入创造性的某些审查标准,以及对抵触申请的审查标准提出了个人的观点,以供参考。     

劳动争议解决中的仲裁调解作用与有效实现策略

在当前和谐社会环境下,劳动争议处理应该维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维护和谐的劳动关系。仲裁调解在解决劳动争议过程中能够起到较好作用,有效解决劳动者面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劳动争议与纠纷问题的公正解决。本文首先阐述了仲裁调解在解决劳动争议中起到的作用,在明确现阶段不足之处的基础上,从切实提高调解员的素质能力、适当扩大一裁终局的应用范围、完善违约追责条款、做好仲裁与诉讼的衔接等四个方面,探讨了仲裁调解在解决劳动争议中的有效实现措施。     

论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定位及其改革

对商事仲裁定位的偏差,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事仲裁的发展。本文在分析商事仲裁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仲裁员审理纠纷作出裁决的权力,是独立于诉讼权和行政权的第三种权力。商事仲裁的定位应为专业服务,这充分体现在商事仲裁的契约性以及当事人与仲裁员的服务关系上。从这一定位出发,对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仲裁第三人的法理基础与规则制定

仲裁第三人是仲裁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其进行学理分析并制定相应规则颇为值得研究。仲裁第三人与诉讼第三人以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在界定仲裁第三人概念时,除考虑第三人与仲裁案件在实体法上的牵连关系外,亦应结合仲裁的特点,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纳入考量范围,以弥补“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论”之不足。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例外规则、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意思自治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仲裁的制度特点均为第三人参加仲裁提供了法理基础。在现行的仲裁法框架下,通过直接立法模式完全可以纳入仲裁第三人。     

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以“一带一路”为背景,中国国家商事法庭应运而生,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制度支持和法治保障,完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借鉴激进型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建设,大胆创新,完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解纷架构、灵活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的解纷机制服务于商事纠纷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