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众创空间的建设

众创空间建设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应有之义、必要之需。"双创"背景下,作为共享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众创空间正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诸多问题:概念化的"一拥而上"、缺乏明确可行的行业标准、运营主体专业素质和能力良莠不齐。加强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众创空间建设对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这一举措对学校提高办学实力、扩大社会影响、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学研合作等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     

北极治理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探析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引发北极争夺加剧,从而凸显北极治理的重要性。但是,受到北极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国际法在北极适用的模糊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北极治理不但存在制度"碎片化"导致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也面临北极争端加剧的现实挑战。在此形势下,新的北极治理模式应当走协同治理的路径,即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促进制度间有效互动、发挥北极理事会的协同平台作用和培育共同体价值共识,来实现北极事务中的合作共赢。     

企业如何获得协同效应

谈到协同效应的获得 ,人们多数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协同的概念进行理解的 ,强调通过对企业所有经营单元的组合来实现协同效应 ,并没有从协同形成的微观机理来对企业协同效应的获得予以解释。本文力图从微观机理出发来解释企业应如何获得协同效应。     

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案件事实解明中法院与当事人的作用分担,存在两种对立的原则: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古典辩论主义以私法自治为根据,主张案件事实的解明应当由当事人承担责任,法院恪守不介入的原则并受此约束。随着社会以及诉讼观念的变化,诉讼不再被纯粹视为当事人私人的问题;发现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实体真实的妥当判决,被作为法院的一项责任的观念逐渐形成,从而导致协同主义理念的产生。协同主义认为,民事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探知,既不是当事人一方的责任,也不是法院单方面的任务,而是两者共同的责任;法院与当事人应当协同去发现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纠纷的妥当解决。     

我国乡村治理变迁与现代化转型路径研究

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未来趋势及内在约束看,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逻辑起点,以农民、基层政权、国家为关键治理主体,以效率、平等、稳定为基本治理目标,将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增强治理成效的过程。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就要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制度创新,特别是要在城乡一体化和协同治理原则下,破解阻碍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新时代网络安全与执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路径研究

一、研究背景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网络接入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已经成为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中心,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4.5%。(1)接入终端的智能化带来了网络新技术应用和网络新媒体普及,也引入了新的网络安全风险与问题。这对网络空间安全(以下简称"网安")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给网络安全与执法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也对网络安全与执法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课题。国内有很多学者在网安人才培养、实战教学、协同育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专业建设方面,米佳教授提出了新工科视域下网络安全与执法专业建设的理念和路径。     

“双体系协同推进”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学理型教材和实战化讲义协同使用为例

《关于公安院校公安专业人才招录培养制度改革的意见》(人社部发【2015】106号)中提出:"加强警务能力培养,坚持突出专业、贴近实战,加强教师、教材和课程建设,完善‘教、学、练、战’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全国公安院校为了顺应形势需要,突出公安特色,开展了各种教学模式的创新活动,其中"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效果显著。实战化教学不同于常规教学,有着自身的方法与特点。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重要内容,对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竞争力,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至关重要。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认知层面的责任界限不明、主体层面的多元结构不完善、运行层面的合作途径单一以及制度层面的保障供给不足等。这主要是因为粤港澳三地社会制度、环境发展诉求、环境治理模式、环境法律体系、环境执法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程,需要开展全民生态环境协同观教育,明确主体责任;建立权威的生态环境组织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拓宽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渠道,增强协同合力;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平衡制度供求。     

“高位推动”模式下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时空演进——以2014-2019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文本分析为例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政策转变阶段的关键时期。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需要从"谋思路、打基础"的顶层设计阶段,演变到"攻坚克难"的政策执行阶段。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得京津冀协同治理的方式显著区别于"珠三角"等地的准市场机制。基于"三地四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文本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具有显著"高位推动"特征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即高位推动为协同治理的核心驱动力赋能、长期引导治理主体开展政策协同、重塑协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基于此,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注意高位推动作用审慎让渡市场机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尝试共建共管产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