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中澳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周永康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侧记

11月的堪培拉正值春末夏初，繁花似锦、绿草如茵。11月8日恰逢星期六，崇尚自然、热情好客的澳大利亚人或在公园漫步，享受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或与朋友小聚，谈古论今，共叙友情。下午五点，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和夫人瑞恩已经早早等候在总理官邸门口，迎候来自远方的客人。     

无情亦有情

他曾是拥有百万人口大县的县长。虽不说享尽富贵荣华，却也活得体面，活得尊严。因为20多万不该收受的钱物，他被依法查办，异地羁押。我和当地一位律师第一次去看守所会见他时，他一脸灰暗，无精打采。目光呆滞，言语木讷。你根本想像不出他曾经是一位踌躇满志、叱咤风云的县长。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开展“我身边的人大代表”征文活动的通知

7月28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延明在济南会见了荷兰中国商会组织的欧盟及荷兰议员访华团一行。该团此行访华的目的是增进欧盟、荷兰商界与中国各地的交流，促进山东省与欧盟、荷兰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侦查阶段律师特别权与刑讯逼供

法律赋予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独立调查权和对嫌疑人、被告人的单独会见权以及申请对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检查权应是遏制刑讯逼供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监督措施 ,应逐步从立法上加以规定和确认 ,并在侦查实践中实施。     

“会见不被监听”律师职业伦理的挑战及应对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中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应当理解为“在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不得通过任何电子设备获取或者派员在场旁听其谈话内容。”“会见不被监听”在赋予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秘密自由交流权利的同时,对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提出了挑战。为保证辩护律师不滥用会见权,我国可以建立司法行政机关驻看守所监督律师会见制度。     

律师会见权的强化给反贪侦查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新《刑诉法》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主线,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为价值追求,对“辩护与代理”这章作了大幅修改。96年《刑诉法》在此章节仅有10条规定,新《刑诉法》则增加到16条,同时对原先的6条规定进行了修改。这次修改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律师会见权的强化。律师会见权作为辩护权基础和核心,是被追诉人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之一,与侦查权具有极强的正面冲突性,律师会见权的强化必然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对于反贪部门而言,在保证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利同时,如何利用契机积极应变,提升反贪侦查的业务水平,是亟需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相关法律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于第十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2008年6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刑事诉讼基本程序的新规定颇具前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行刑诉法。公安机关在修订后的律师法生效后,如何执行其中关于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规定,处理好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呢？     

肖永安会见喀麦隆国民议会议长卡瓦耶

12月12日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永安在贵阳会见了来黔访问的喀麦隆国民议会议长卡瓦耶·耶格·贾布里勒一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国-喀麦隆友好小组主席南振中,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世礼,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周忠良参加会见。     

印巴和平进程演变及前景

2009年9月27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外长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在会谈中强调要努力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重申对话是解决两国分歧的唯一途径。印巴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是继2009年6月和7月辛格总理分别会见扎尔达里总统和吉拉尼总理后,     

适应修改后《律师法》的需要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

一、《律师法》的修订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的影响（一）律师会见权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1、强化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增加取证难度。《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可以通过行使权利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这也稳固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