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及其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富有科学内涵,其价值意蕴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而其实践逻辑则是在"平等尊重、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和共享共赢"理念的引领下,遵循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丰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合理秩序。     

不惧风险 保持定力 勇毅笃行——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辟新境界

2019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保持定力、沉着应对,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困难所阻,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这一年,我们召开多个国际盛会,为喜迎四方宾朋搭建广阔舞台。从4月至11月,我们先后主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和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多个重要国际会议、论坛。这些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奉行互利共赢,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一贯立场,有力彰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坚定决心。     

论“红船精神”的伦理动力与意义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在历史形成中就展示了其不凡的伦理价值,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的逻辑起点。首创精神凸显了人类超越自我的伦理源动力;奋斗精神是革命和改革的伦理理性行为的持续动力;奉献精神是凝聚人心的情感动力。"红船精神"内在的伦理动力促发着它的实践和未来的发展。     

现代城市公共生活的伦理关怀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城市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运行方式和社会功能也悄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伦理关怀作为交往主体间的公共原则、交往契约和行动指南,成为现代城市公共生活应然的价值取向。揭示现代城市变迁以及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伦理关怀的现实困境,探究伦理关怀建构的现实依据,找寻现代城市公共生活伦理关怀实现的路径,构筑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积极型伦理关怀创新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文明素养,培育伦理关怀共识,塑造城市伦理关怀情境,可为新型和谐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从孔子思想看法治文化

中国的法治文化博大精深,从春秋战国时孔孟的法治思想,到明清时法治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再到近代法治从动荡中成熟的历练,已经逐渐形成一个体系。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法治文化中,最为突出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其中的法治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国的法制建设起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县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变迁与社区建设——以苏南T县为例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T县的社区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共同体迅速解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快速转型与变迁的一个缩影。面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首先承担起社区建设的重担,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可由于忽视了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本质,忽视了对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培育,同时还受到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的体制和制度的限制与制约,因而无法完全与社会转型和变迁的要求相匹配。未来社区建设的重点应放在社会资本培育和社会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     

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

文章以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的"纲"的论断为主线,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些阐释,结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重点围绕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相关内容谈了一些学习体会,认为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是对"主线"引领和贯穿作用的实践性、成效性的要求.同时就物质与精神、多元一体、审异致同、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等辩证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同心圆"昭示的范围,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的界定.     

马克思交往主体思想探论

交往主体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但是学者们大多只是将"交往形式""交往过程"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反而忽视了对与"交往"来说最基本的概念——交往主体的研究.因此,对交往主体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只有对马克思交往主体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全面把握交往理论的深层内涵,科学阐述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深刻领悟其在全球化社会中的实践价值.本文着重对马克思交往主体思想的发展历程、丰富内涵、理论特质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伦理审视

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路可以归为两类:分享优先与控制优先.整体而言,这两种保护进路的共识多于分歧,都力求兼顾各方利益,反对极端主张.在实践中普遍应用的场景主义规制决定了是分享优先还是控制优先的进路之争会在各个场景出现,最终导致具体规则的随机、多元甚至矛盾.为了形成稳固、统一的价值逻辑以及为构建合理的新秩序提供正当性支持,需要从伦理层面审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进路:首先对两种进路予以底线伦理审查,判定两者是否有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考察两种进路对信息主体、信息共有人、非信息共有人这3类群体以及对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和谐、文化繁荣这4项社会发展目标的影响,从而选择在伦理上更具正当性的保护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