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建设探析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分化,在国家行政主体身上体现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二元分离,由于制度本身的弱点及行政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行政主体的道德风险。基于此,建立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势所必然。要加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形成行政伦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认真设计总体目标及内容,探索实现之有效途径,以使我国的行政伦理能在社会全面转型期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     

政府边界研究

政府的边界即政府与周围各事物的界线。政府的边界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同,人们的认识也因之而变,其研究既要追求学理上的自洽,也要经受现实的检验;没有终点的政府边界及其思想的争斗是传统、技术、立场、价值和利益等多种力量共同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其研究不仅要作单向度的考察,而且要作全景式的透视;变化中的政府边界既处于学科视野之中,又超越学科领域之外,对它的研究应该是学科化与非学科化的结合。     

论公务员的责任冲突及行政伦理决策

公务员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会面临权力冲突、角色冲突以及利益冲突,这就要求公务员在实践当中面临责任冲突所产生的伦理困境时必须按照公务员伦理决策的标准合理地做出行政伦理决策,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 ,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 ,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     

生命本相——反思2004年重大灾难

人，总是在无法预知的时刻，那意想不到的灾难忽然来临。当我们还沉浸在新春喜悦的时候，2月14日15时05分，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瞬间，214条鲜活的生命不复存在，这“带血的煤”让我们有一种无法言传的战果。当灾难人数一次次被刷新，当面对一具具推进太平间遗体的时候，我们愤怒、忧虑、彷徨、叹息、恐惧，但最终又无可奈何趋于平静，平静之中又蕴含着无尽的焦灼：“带血的蜞”还要燃烧多久？     

反全球化思潮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及其反思

当今世界中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激荡。伴随着这一进程,全球化的一些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并日益突出,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作为这一现实在理论领域的反映,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的反思和批判逐渐汇成了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思潮。通过反全球化思潮的视角,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引致的负面效应进行反思,并清醒地认识这一思潮的局限所在,有助于我们趋利避害,更为理性地认识和参与全球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意蕴

科学发展观是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是生态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生态伦理的科学概括。人类必须“自为”地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实现统一,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是全面的,是协调的,是可持续的,核心是强调公平,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意蕴的核心。     

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以一种不断强化的群体形式加以体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基于Post-ELSI的人工智能政策国际比较与经验镜鉴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受到关注,各国和欧盟均致力于通过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政策形塑人工智能技术,Post-ELSI为人工智能政策的评估提供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因素更全面和细致分析的新思路。本文基于Post-ELSI理论框架,运用NVivo12 plus质性资料的数据分析工具对2016-2020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欧盟等发布的29份人工智能政策,从伦理(安全、隐私、责任等)、法律(确权、监管、算法等)、社会(公正、平等、治理等)三方面进行评估分析。研究发现,在Post-ELSI框架下,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政策具有很大同质性,均将“技术精英”与“技术难民”、“人机协作”与“机器换人”、“对症下药”与“被人工智能评估的人”视为关切利益,但在伦理危机、负责任监管和社会福祉等方面的关注程度与政策措施存在较大差异性。通过镜鉴国际经验,可以为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政策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促进科技向善

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加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价值导向,明确科技创新原则、要求及行动底线提供了指引,也为新技术时代科技伦理治理的专业化、规范化及法治化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