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视角下的新闻道德评价

新闻从业者“内化”的职业道德标准与社会对他们的角色期待、主观愿望,以及上层意识形态要求的外部行为准则之间存在差异,分析“不同视角下的新闻道德评价”,力图扩大媒体从业人员与外界在新闻伦理标准上的共识,有利于促使新闻从业者在实践活动中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的综合平衡,特别是在关系到大众根本利益方面达到一致。同时,通过探讨新闻伦理的合理规范,也有利于提高新闻的专业化程度。     

认罪认罚从宽辩诉伦理的构建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它融合了侦查、起诉、审判等多个环节,有利于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但同时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制度完善。在整个制度完善的过程中,诉辩职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认罪认罚的合理性。把控控辩关系,有利于真正实现诉讼制度的效率,维护司法公正。但就发展的现状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然存在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不当、被告人自愿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有必要从辩诉交易的角度建立我国认罪认罚辩诉交易的伦理规范。通过完善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法理人情

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用相当的篇幅讲述涉法故事,从直接宣传、借助鬼神信仰、与礼教相提并论三个方面宣传当时律例。其法律思想的特征为紧密结合儒家伦理精神,重视人情人欲,与传统的道德教化取向一致。     

公务员个体自主性的伦理思考

公务员在行政组织中很容易出现“代理转换”的危险,从而导致公务员个体自主性缺失,当面临不道德的组织和组织的上级不负责任的行为时缺乏应有的道德责任感,丧失正确的判断力,甚至于以忠诚或服从为借口,从事非道德的行政行为。随着我国新公务员法的正式实施,彰显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培养公务员个体伦理自主性显得尤为紧迫,伦理自主性将成为公务员承担道德责任、有效抵制行政腐败的内在动力。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     

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伦理基础

公共信任的核心要义是伦理普遍性,实质则是公众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诸领域伦理普遍性诸形态的信任问题。政治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在权力,要强化规范性的伦理建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严治党,确保权为民所用;经济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对公权与财富私通、市场主体间恶意竞争要零容忍;文化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真、善、美,产业化过度是文化领域伦理普遍性祛魅的直接诱因,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事业发展,确立讲政治、扬正气、促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伦理风尚,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气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伦理。     

对韦伯科层制的一种三维解构及其结论

本文通过对韦伯官僚制受到的批判与发展之争的省思,先对韦伯官僚制用制度维和理念维解构了其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伦理维向度。然後通过分析认为後工业社会的电子政务模式所承担的是提升效率的技术角色,认为目前的电子政务组织模式尚无法担当起超越官僚制的使命,最後做出了伦理要素将成为信息时代韦伯官僚制度存在和演变取向的判断。     

论生态伦理学的生态道德教育支撑

生态伦理学强调要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要求人们承认和确立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这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态伦理观念的支撑。加强生态伦理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当前需要大力推进生态道德教育。     

行政责任：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路径

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不仅离不开法律控制,而且需要伦理规制。行政责任是行政伦理学的一个永恒的核心课题,它体现了行政权力的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行政伦理的内在意蕴,蕴含着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制度基础、法律指向和价值构成,是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条件,可以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规制行政自由载量权,要开展持久而有效的行政伦理教化,培养公务员的行政责任意识;要营造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促进组织伦理环境的生成;要加强行政责任制度建设,保障行政责任伦理的实现;建立专门的伦理监督机构,加强行政伦理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