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统一法律适用的实践

统一法律适用(解释)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即明文赋予最高审判机关以统一解释法令权，从北洋政府大理院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司法院时期，最高审判机关判决例与解释例的制作规则日趋完善，“司法造法”的编辑体例也逐渐定型。面对政治分立与积案如山的挑战，最高审判机关仍普遍地行使终审权，这是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基础。判例要旨及其汇编呈现出明显“法条化”的特色，这不仅适应了当时司法的现状，也与“律例并行”的传统相暗合。民国时期的解释例也是“广义的判例”,司法解释呈现出“裁判化”的特色。近代中国的制度建设与司法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统一法律适用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文本的整体性逻辑及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在前三卷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由于其宏阔的历史视野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为避免教条化地搬用和碎片化地解读,从文本出发，整体上把握其思想体系及其逻辑关系，有助于融会贯通。为实现这一目的，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的时代背景出发阐释其理论体系的生成逻辑，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整体逻辑阐释其核心要义及其逻辑关系，从文本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维度揭示其思维方法和实践工作方法，从学理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逻辑揭示第四卷文本对“三大规律”的原创性贡献。     

《土司例纂》:晚清国家区域法制中最后一部法律修纂考述

清朝是中国古代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十分注重区域法制建设的王朝。清政府针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大量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民族法律，成为中国古代国家边疆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通过改土归流、构建基层小土司等手段，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深入有效的治理。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苗例”。光绪十七年(1891年)腾越厅同知黄炳堃修纂成的《土司例纂》是国家层面上西南地区“苗例”体系化法律的顶峰。黄炳堃能够修成《土司例纂》是与他长期在湘滇两省为幕为官的经历及“读书读律”的知识有关。《土司例纂》补足了清朝边疆民族地区区域法律的最后一块拼图，让清朝国家的民族区域法制实现了体系化构建。     

公安机关队伍管理范式变革研究——以上海市公安局为例

变革公安队伍管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公安机关提升队伍管理工作效能的恒新主题。公安机关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年代“军事化”管理的经验探索到改革开放时期一系列队伍建设方针政策的提出，再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新观点新思路新举措。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在探索队伍管理模式升级的过程中，创新性地将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最前沿的数字技术手段引入公安队伍管理工作，实现价值范式、方法范式、理论范式的更新，全面提升公安队伍管理规范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学好用好最新权威著作 汇聚强大精神文化力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生动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党和人民应变局、开新局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权威著作。宣传思想战线要坚决扛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学细悟、笃信笃行、务实落实,切实把真理力量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