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明令》为枢纽看中国古代律令制体系

清代有律、有例而无令,清例沿用明令,数量虽然不大,但揭示了明代令制的去向。这一事件的性质,只有从部门法视角看,才能准确地为其定位;对清例转化明令的基本事实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律令制发展的线索;比较晋唐宋令、元条格与明令、清例的沿袭关系,对中国古代法律部门的初始分化、法典分工及编纂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闻警而动见神勇 战训合一显成效——“8·6”上海化工区群体性事件处置案例评析

<正>2009年8月,300余名情绪激动的浙江省嵊泗县滩浒岛渔民因东航道开通影响生计,带着铺盖在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大楼长时间聚集留宿,严重影响了管委会的正常办公和当地社会秩序,并且形势不断恶化,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暴力冲突。     

“以例代理”教学模式在《经济法》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以例代理”的教学模式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具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的优势.但是这种教学模式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文主要以《经济法》课程为例,分析了这种教学模式在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     

大清律例与满清统治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并联合各族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法律制度，渊源于明朝，其基本的体系和内容与明朝法律制度相同，即所谓“清承明制”。但是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化为了巩固极端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清朝统治者运用法律手段实行高压政策，并且全面保护满族贵族的特权，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空前严厉的镇压措施。这些特点构成了清朝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再探析——以巴县档案中的坟产讼案为中心

在清代的民事审判中,官府并非严格依照《大清律例》,而只是参照了《大清律例》的基本原则。《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除了具有参照作用外,还具有威慑作用和原则的指引作用。同时,由于民间习俗得到司法认同,官府在审断中还需考虑＂天理＂和＂人情＂等因素,州县官通常将＂情、理、法＂作为一个＂整体性＂原则来考量具体案件。因此,清代的民事审判不是黄宗智所谓的严格＂依据律例进行判决＂,也并非滋贺秀三所言的＂依据情理＂进行＂教谕式的调解＂,应该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     

宋朝法定赎刑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

宋初颁布的《宋刑统》,规定了赎刑适用的刑种、罪名、对象,赎刑限制适用的范围,赎刑执行的具体方法,并在两宋时期长期行用。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两宋赎刑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其中的制度性变革,表现为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适用赎刑范围扩大,宦官、贡举人、医官、太学生、僧尼、道士、女官等特殊人群适用赎刑,限制荫赎适用对象,限制官吏失入死罪的用赎,改革赎刑执行方法等方面;非制度性变化多属以敕破律的个案,包括不当赎而赎、当赎不赎、以官赎罪后又恢复其官员身份等情形。宁宗嘉泰年间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反映了南宋赎刑制度的特点。其所规定的赎刑制度,在赎刑适用对象和赎刑限制适用的范围上均有所扩大。     

字典编纂中确立主词例的意义与原则

例证是辞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汉语类字典的例证选取中,从原则上讲应该存在一个与义位的义值和义域大致相吻合的主词例。主词例的确立能够进一步揭示字义,对语义的分解进行新的整合,补充释义外新信息。字典编纂在尽量避免以字头组词进行二次释义的前提下,主词例的选用对释义的补充与延伸作用更加突出。主词例的确立应该坚持与释义等值原则、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独立原则、使用上的高频常用原则。     

歧义结构的歧义指数

歧义指数包括歧义句型的歧义指数P1和歧义句例的歧义指数P2 ,P1值在较大程度上决定P2 值。由同一歧义句型生成的歧义句例 ,它们的歧义指数P2 会各不相同。分析歧义指数对研究歧义度具有重要意义。     

对《大清律例》中与孀居妇女有关条款的分析

《大清律例》是清代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大清律例》中的一些条款明确支持妇女在丈夫去世后为其守节,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一些妇女拒绝再嫁的权利。为了维持孀居妇女的生活,《大清律例》还从财产继承以及选择子嗣等方面规定了孀居妇女享有的权利。这些条款的制定,表面上使得清代孀居妇女比一般妇女享有更多的权利,本质上却是清政府提倡妇女守节的工具,是造成清代节烈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汉语词典》与《学汉语词典》离合词释义配例的对比研究

不同类型词典的释义对比研究对于词典的编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运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内向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与外向型的《学汉语词典》中离合词的释义配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学汉语》配例数量明显多于《现汉》;配例类型更注重为学习者提供使用该离合词的典型语境;配例所反映的语法信息更加丰富,体现了＂通过示例来引进语法信息已经成为编纂学习词典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