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中的辩护：“求法”与“求情”

辩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包括定罪和量刑)的各个阶段。本文拟以"求法"与"求情"为视角,对量刑中的辩护作一探讨。     

什么是应有的法学理论态度观——从法学理论的相互搏杀言起

法律理论演进的历史表明,文人相攻的天性及对自我理论的偏爱决定了法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搏杀.虽然这种理论的对垒确实促进了人们对法律真知认识深度的深化,但是这种理论阵地上的排斥异己现象却非一种正确的法学真理探求观,因为复杂的社会决定了任何法律的命题并不能提供法律全部的图像.与此同理,中国的法治理论观不应是一种搏杀观,而应是一种博采众长的兼收并蓄观.     

宪法理解与宪政的建立和巩固——一种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宪法之维系和宪政之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对宪法的复合式理解。宪法的内容构成、属性、层次以及宪政之建立与巩固过程,都是多元化的。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契约宪法观、协作装置宪法观、惯例宪法观与自发生成的制度宪法观都把宪法简单化与单一化。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宪政体制,宪法的制定必须与某一共同体的惯例保持一致,同时,宪法必须具备稳定性、有效性、效率性。     

充足理由律在侦查工作中的运用

侦查工作中,正确运用充足理由律,有助于对言词证据的可靠性进行判定,有效说服教育犯罪嫌疑人,及时识别、驳斥犯罪嫌疑人的诡辩。运用时应当注意：把握好适用的范围、条件;理由必须真实;理由与论断之间要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不能违反法律规定。     

论侦查观念及其理论基础

宏观上的侦查观念主要包括侦查程序意识、侦查诉讼意识和侦查均衡意识。侦查程序意识的理论基础是侦查程序具有独立价值,即其本身应具有公正性、人道性等价值要求,侦查程序具有使侦查结果正当化的作用;侦查诉讼意识的理论基础是明确侦查是一项诉讼性认识活动,区别技术角度和诉讼角度,区分侦查与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与侦查策略、侦查的技术规则和侦查的程序规则等相关概念;侦查均衡意识的理论基础是侦查活动具有多元价值目标,应对发生冲突的价值目标进行均衡和抉择,当必须作出选择时,应以有利于实现维护法治利益和社会秩序这一根本目的为取舍标准。     

刑事程序中的诱惑侦查研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已为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普遍认可并广泛运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常运用诱惑侦查的手段来破获案件,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相关的规定,使诱惑侦查的适用缺乏规范。鉴于此,应在研究诱惑侦查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诱惑侦查的条件、程序、证明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从而全面构建我国诱惑侦查程序。     

强行侦查权之司法制约的比较考察

错案的根源在于侦查。故欲保证案件质量 ,则须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用刑事裁判制约侦查权 ,不但为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立法所承认 ,也被国际公约所认可。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刑事裁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侦查权基本上处于不受制约的境地。如此 ,则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为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 ,强化对侦查权的制约和对犯罪嫌疑人之人权的保障 ,我们应当设立刑事裁判权制约侦查权的制度。     

我国警检关系之协调模式探析

目前警检双方常常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冲突,以致有时不能准确高效地完成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为走出警检冲突的困境,有人提出检察引导侦查这一新型警检关系模式。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手机测向机在侦查中的应用

手机测向机,也叫通讯信息采集仪,是运用手机原有功能中植入源程序,使它能为侦查部门准确的采集有关手机使用时基站位置信息,使侦查人员能够方便地分析出案发当时犯罪嫌疑人是否在现场、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犯罪嫌疑人案发后逃跑路径、犯罪嫌疑人藏匿地、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及时为技侦部门提供有效的数据的工具。手机测向机目前只有极少数侦查部门在使用,但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工作原理(略。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