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下）—以对外开放后侨汇与新移民为中心

二．新移民（新华侨）（一）内地前往香港的移民（新中国成立后）1．实施抵垒政策前的中国大陆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1年期间就有要求避难和改善生活的i00万人从内地移居到了香港。二战后到1950年春大约有75万人从内地的广东、福建、上海等移居到香港。其后也持续有大量的移民从内地来到香港，     

侨乡的自省：近代广东台山社会发展模式的认识谱系

近代不同历史阶段中,广东台山社会各界观察者对出洋社会发展模式作出分析、判断与预测,笔者将其基本认识谱系概括为“初生的低音”、“自强的高音”和“自救的混音”。这些认识与反思从一开始就警惕并反思单纯依赖出洋的个体谋生与地方发展方式,但很大程度上被万民出洋的洪流所淹没,以至于发声的少数人无法切实影响出洋民众的谋生观念,落实农工商业的本土发展,真正改变地方经济结构与社会问题。近代广东台山社会发展模式的内在省思,既是“当局者清”,亦是“当局者迷”的体现。重新审视时人对出洋社会的认识,探索出洋社会的发展问题,无疑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福建侨汇

本文从福建侨汇的规模和地位、福建侨汇的用途二方面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福建侨汇情况。     

福清新移民与侨乡地下钱庄关系探析

地下钱庄是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一类组织的俗称。近年来,福建著名侨乡福清地下钱庄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与福清作为重要的新移民输出地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福清新移民不仅数量大增、分布更广泛,还为福清带来巨额的侨汇。这种海外人脉关系与侨资的不断涌入,为地下钱庄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建国初期我国侨汇政策及其实效分析

建国初期,我国坚持"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方针和"外汇归公,利益归私"的原则,并采取了保障侨汇、优待侨汇等各项具体的措施,体现了公私兼顾、灵活务实等政策特点,最终使建国初期的侨汇收入成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一些政策缺乏稳定性、对相关政策宣传不够、政策执行走样等问题也影响着建国初期的侨汇实效。     

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上）——以对外开放后侨汇与新移民为中心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从改革开放的1979年至1990年的GD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由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经济增长放慢了速度，但1989年的GDP增长率仍有4．1％，1990年为3．8％。其后的1991年至1996年的GDP增长率年平均达到了11．6％，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至90年代中期成为了“成长的亚洲”的重要部分，其市场规模之大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1946-49年国民政府对侨批局的政策

1946-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政策,企图大力吸收侨汇,加强对侨汇的控制,以巩固国民党政权,进行内战。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一方面改善自身的侨汇经营,一方面极力打击侨汇黑市以解决侨汇流失问题,对于侨批局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但是由于官营行局的先天不足,始终无法替代民间侨批局,加上为从事内战而开支巨额军费,导致全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侨汇大量进入黑市而无法控制,最终导致政策的失败。     

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身份认同及其经济贡献

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是东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海外侨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典型代表。黎巴嫩的移民活动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即黎巴嫩独立前的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以及黎巴嫩建国后的现代时期。殖民主义遗产、教派冲突、经济危机、内战等因素对黎巴嫩移民产生了重要影响。身份认同与经济纽带构成了黎巴嫩侨民保持与祖籍国联系的主要方式。侨民对黎巴嫩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区域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既得益于其自身在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构建，也与黎巴嫩政府的侨民政策密不可分。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经济联系主要包括侨汇、债券投资与寻亲旅游等方式，并为黎巴嫩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联系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如何合理利用和管理侨民资源是黎巴嫩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