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生态文明司法保护的江苏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求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江苏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区之一,也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亟需以法治力量解决这些问题。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是法治江苏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推动生态富民走向高级形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人格保护与经济激励机制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的"知情—同意"框架偏向于通过信息主体自治以保护个人信息,这一路径选择对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构成了严苛的限制,实践中也存在形式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经验逻辑看,"知情—同意"规则需要考虑更为具体的场景;而在具体场景中,对信息主体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引导和促成信息主体的"同意"。因此可以将经济激励作为同意的促成机制,这有助于在不偏离"知情—同意"规则的前提下,为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合理利用双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平衡方案。通过经济激励机制,信息处理者可与信息主体共享数据利用产生的经济收益,由此适当突破"必要性原则",获得超出为信息主体提供服务之目的的数据处理权限。但经济激励机制亦需受到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制,避免被泛化为普遍适用的数据处理后门。在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中,可以考虑引入经济激励制度,构建人格保护与利益激励相结合的"二元机制",在坚持人格保护的原则下,通过经济激励机制有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的合理流通和利用。     

微信搭桥 织就联系群众服务网

抓住互联网普及面广、信息传播快的特点,黑龙江鹤岗边境管理支队建设路边境派出所创新建立“微信群1+N”工作模式,即设置1个总群每日汇总信息、22个分群随时掌控辖区动态、116个子群联系每户居民和经营主体,有效织密了联系群众的服务网。架起“普法宣传”高架桥,法治在线“面对面”2019年初,建设路边境派出所探索推行了“普法惠民、为民服务”工作做法,以“普及法律常识、提升守法自觉、加强自我保护”为工作目标,在日常走访宣传的基础上.     

国家保护责任理论论析

国家保护责任理论以个人的主权观与安全观为核心,提出了国家与国际社会向处在危险中的人民提供生命支持保护及援助的预防责任、做出反应责任以及重建责任。国家保护责任理论是对传统的主权、安全观的重新阐释,同时也对安理会的作用进行了扩张解释。我们必须警惕国家保护责任理论以所谓普世的西方价值观来对另一个国家实施预防、反应以及重建的责任,如果不对相关的干涉行为设定必要的限制,必然会是对他国赤裸裸的干涉。     

试论商品房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

由于商品房和商品房消费者的特殊性,商品房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仅仅依靠民法很难实现,需要政府的参与,发挥政府和消费者组织的作用,运用经济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理念和调整手段。其中经济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商品房消费者保护的主要法律部门,为维护商品房消费者权利,应强化经济法对其保护力度。     

破产企业的环境责任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资源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些公司为了免于承担环境责任,常常通过破产清算、注销法人资格来逃避法律责任。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国家、社会和他人不得不为破产企业的环境侵权行为埋单,环境资源成为许多企业的免费商业成本。我国至今还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企业的这种行为进行有效调整和规制。破产企业的环境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实践对破产法和环境法的新要求。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     

原告资格判断框架的延续与优化——“黄陆军案”新解

主流学界将“黄陆军案”看作司法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先兆,这一认识的局限性在于它未关注到该案与此前司法判断思路的关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司法上客观形成了以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以“行政侵害”为核心的判断框架。考察行政审判案例评析意见中的论证并对照此前的判断框架,发现该案延续了原来的判断框架。该案表明我国原有的“行政侵害”判断框架通过发展也可具备与“保护规范理论”相似的判断内容,考虑到更换解释论的弊端,可通过延续原判断框架并优化其内容的方式回应解释需求,而将解释论更换为“保护规范理论”并非必需。